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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描写小人物幸福观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正在全国热播,“幸福”一词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人们的“幸福感”究竟来自哪里,物价、收入、工作、娱乐还是自由支配时间?近日,南开大学4名本科生将目光投向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他们所作的一项“物价浮动对农民幸福指数影响研究--基于对黑龙江省大兴农场的实证研究”课题调查显示,健康的身体与和睦的家庭成为了农民“幸福感”的真正基石。
健康和家庭比收入更重要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这一概念最早由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并付诸实践。
对于这一指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但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分别来自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商学院、马列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徐东晗、刘姣、王志萌、韦又文,充分运用各自不同的专业知识,远赴黑龙江大兴农场实地调研,进行了这项跨学科研究。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当地农民在选择物价、收入、工作、娱乐、健康、家庭、时间等众多因素对幸福感影响时,64%的人把健康排在首位,27%的人将健康排在第二位,同时26%的人把家庭和睦排在首位,66%的人把家庭和睦排在第二位,由此可见,大多数人认为身体健康与家庭和睦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令同学们意外的是,只有2%的人将可支配收入排在影响幸福感的首位,只有3%的人把物价排在首位。这一结果表明被调查农民更重视家庭和睦与自身健康,收入及物价虽然对幸福感也有一定影响,但农民对其敏感度较低。
得高分的幸福感超出调查组预期
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幸福,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问他“你是否感到幸福?”,想知道他有多幸福,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让他给自己的幸福程度打个分。令调查小组感到意外的是,近6成的被调查农民对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在80以上(满分为100),远远超出了同学们的预期。
“在和农民朋友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可爱、非常容易满足的,他们不奢求有多么高的收入,不盲目地和城里人攀比。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大病大灾,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他们就很满足了。”回忆起在农场中的调研过程,徐东晗深有感触地说。
尽管农民们将身体健康放在影响幸福感的首位,但只有1%的农民认为有必要购买人身保险和医疗保险;只有16%的家庭月固定收入超过了2000元,却有50%的人对目前家庭经营状况带来的收入表示满意,而且高达40%的人认为提高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家政策。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家庭只计划把孩子送到技术专职院校,仅有24%的家庭打算让孩子读大学;多数农民的娱乐非常简单,除了外出游玩和平时的下棋打牌,买彩票竟然也成为很多人的日常娱乐活动。
对于仍占中国人口中国近四分之三的农民来说,他们不会巴望着借奔驰宝马来显示自已的身分,不会因看不到故宫里的“图兰多”而于心戚戚,不会因纷繁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而头痛不已。去年收成好了而粮食没有跌价,农业税减了免了,“乱摊派”少了,孩子上学的钱筹足了,一年到头的辛苦钱到手了,除夕前,如果能再有一张火车票,哪怕是硬座甚至站票,能把他们送回到渴望团聚的家,这些农民眼中简单而朴实的小幸福在调查过程中一一展现在“80后”、“90后”的同学们面前,实实在在而又令人感动。
教育是提高农民幸福指数的长效机制
调查小组发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已经成为了阻碍其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现阶段,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在农村劳动力中只占了8.5%,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这严重影响了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和传播,同时,对劳动力素质有着较高要求的非农就业岗位,也向诸多的农民关上了大门。
在此基础上,调查小组建议将发展农村教育作为提高农民幸福指数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农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可以促进科技成果及时的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并创造效益;另一方面,非农业技能的培训可以促进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就业和增收途径。同时,收入的增加又可以保证其接受教育的质量,这样便形成了教育与收入的循环机制,并且是一种高位的循环,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
令同学们感到高兴的是,对于知识的尊重仍是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很多家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家里多么困难,他们也会节衣缩食把孩子送到学校,让他们接受教育。但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教育投资能否得到相应的回报是很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花费近20万培养一个大学生的现实条件下,家庭决策者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更为谨慎,既能学门技术、方便就业,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家庭开支的技术类高职院校成为了过半数家庭的选择。(通讯员韩诚 张轶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