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四川，我开始了等待，虽然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但这种无法确知最终结果的等待还是相当漫长的。我并没把日常训练放下，是出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如果能入选，那我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就将结束，我将告别我的战机，我的部队，而那种累积了十几年的对飞机的留恋是难以割舍的；如果不能入选，仍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飞行，良好的状态要每天保持。所以，作为团里的领航主任，我仍天天带着新飞行员训练，自己还飞行了150个小时。

　　而且那一年我们团的空靶，拖靶机基本上都是我飞的。

　　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的消息仍没有公布。

　　其实，选拔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关人员在对我们进行家访、政审，领导和专家们分别到20个飞行员所在的部队了解情况，还专门对飞行员的家族成员进行体检，询问父母及几代人的身体情况和有无遗传病史。到绥中调查时，对我的父母作了详细调查，也把亲戚们都排查了一遍，老家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

　　1997年春天，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书记吴川生带专家组来到我所在的部队，先从战友和同事的口中得到了对我满意的评价，之后又到我家里进行家访，征求我妻子的意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航天员要在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下训练和执行任务，而妻子的态度至关重要。看似随意的问话，其实也是考核内容之一。

　　“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

　　“习惯，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同意。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玉梅的回答干脆、朴实。

　　我通过了这项考核。

　　考核一项项地进行，我也一直在担心。直到后来航天员中心给我打电话，问我穿多大号的服装，这时候我心里才比较有底了：开始准备我的军装了，那基本没问题了！

　　1997年4月中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集中了多名著名专家，做最后的研究和挑选，最后从20个人中录取12个人为预备航天员。我在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素质的测试中都达到了优秀，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12个人，学历都在大专以上，驾机飞行都在800小时以上，平均年龄32.8岁，大都有处置空中险情的经历。

　　有许多人问，为什么我们的航天员必须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而不能从其他职业比如从大学生中选拔？为什么年龄在30岁左右？

　　首先，中国航天员要执行复杂的空中任务，并不是飞船上的乘客，美国、苏联选择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一般也都从飞行员中挑选；其次，较长时间的飞行经验，空中生活、工作经历，让飞行员过渡到航天员不需要重新适应。而要达到规定的飞行时间，年龄必然在30岁左右。

　　另外，在航天员的训练与工作中，风险和压力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主要是心理上的。飞行员阶段的空中体验对心理承受能力、良好的精神品质、意志力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作为飞行员，即使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是顺理成章就能成为合格航天员的，中间相隔的，不是从四川到北京的万水千山，也不仅仅是从地面到天空几公里扩展到几百公里的距离，而是另外一些越过生命极限、超出想象的考验。

　　1997年底，我们12个人来京报到。

　　1998年1月5日，12名中国航天员正式由空军移交给原国防科工委，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原办公区举行了一个仪式。

　　当时两个大单位的首长参加仪式。空军首长对我们的入选表示祝贺，同时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记得，首长对我们褒扬有加，称我们是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空军真是舍不得，但国家有需要，航天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更重要、更具有挑战的岗位，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今年空军创建60周年大庆，我们全体航天员回了“娘家”，参加了全部庆祝活动。置身于熟悉的部队，听着熟悉的呼啸声，我们仿佛又重新站到了飞行员的队列中。

　　原国防科工委的首长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对空军诚挚致谢。

　　虽然整个仪式的过程十分简短，而且对外秘而不宣，却意味着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在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神圣的使命，我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那一天，1月5日，成为我们航天员大队的诞生日，每年我们都会纪念它，像过我们共同的生日一样。

　　刚到航天员大队我们就换了装。但是当时还没有航天标志，也没有航天员的等级。所以那时候还都是戴的飞行员标志。直到我们有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标志，才摘下了胸前的空军部队飞行徽标。

　　1997年底，我们12人来京报到时，恰逢年终岁尾。接下来就是按上级指示，尽快搬家，入住航天城。给的时间是一个星期。

　　我匆忙回到部队，开始搬家前的忙乱。那时我儿子杨宁康刚刚两岁，因为太忙顾不上他，就把他送回了辽宁老家。可以想见，部队的领导和战友们纷纷前来道贺，但并没太多机会坐下来叙谈旧情，他们更多的是在帮我打点行装。

　　我和战友们平时关系相处得极好，他们和我也不讲客气，都觉得我当了航天员，进了北京，搬去航天城，待遇肯定不错，条件会更好，什么东西都会有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当了航天员，工资一万多，住师职房，每个人配辆车……这种条件让我和战友们都以为，待遇要翻上好几番。

　　战友们的意思是，现在你这些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也都用不上，还不得扔！所以，让我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拿，全给他们留下。

　　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就说，到了那儿给你配车，你还骑什么自行车啊？推走！在四川，除了我的“歼-6”，我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自行车给骑走了。

　　还有电视机、床、书架、锅……基本上，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分了。我最值钱的两万块钱的音响，他们说你也别带走了，给了我两千块钱，拿走了。最后剩下一台旧的录像机没人要。

　　几天后，我就带着那台录像机，几个木箱子装着幸存的书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一床被子，来到了航天城。

　　到了后看看其他人，和我情况也差不多，带过来的东西都比较少。想来和我一样大多留在原部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