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甲峪村入股村民都住进别墅

　　天津北方网讯：5月4日，北京市政府发布《2010年北京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折子工程》，要求至今年11月底，京郊450个村子须完成集体经营组织改革任务。

　　已进行9年的平谷区挂甲峪村“纯农型股份制改革模式”，引起社会关注。

　　五月，挂甲峪村满山遍野桃花绽放，迎来旅游高峰。

　　旅游收入是村里大项进账，但村书记张朝起却有些烦躁，“有参观团，得做旅游发展报告，时间都被抢走了。”

　　眼下，他只想静下心来，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全村第二次股改分红方案，第二笔220万元分红如何发给村民。

　　作为北京第一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股改8年后，挂甲峪村村民去年底拿到了第一笔分红，130多户分得280万元，人均9000余元。

　　改革被送“没准儿”绰号

　　今年是挂甲峪村股改的第九个年头。

　　2001年10月，该村村委会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了改革方案。

　　“从上到下，轩然大波，几乎都反对。”张朝起回忆，改革模式是村民用地树等资产入股，成立村企业集团，下设股份公司，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村民到各公司上班并分红。

　　1995年当村支书以来，张朝起就在构思股改模式。

　　“老百姓没地种，怎么办？企业倒台了，怎么办？你违法犯纪了，怎么办？身体完蛋了，怎么办？”针对该方案，上级领导问了张朝起“四个怎么办”，认为“思路太超前，不符合国家政策”。

　　村民们更是给张朝起一个绰号，“没准儿书记”。

　　就连跟张朝起沾亲的村民张朝顺也想不通，“好不容易分到了1亩半分地，怎么舍得给别人管？如果管不好，会不会又像人民公社那会儿，挨饿吃不饱饭？”他觉得地还是留在自己手里放心，全家三口人4.5亩果树地，每年收入不到万元。

　　首年入股不足十户

　　面对阻力，张朝起想了一个变通方式———自愿入股。他要求村干部挨户动员，辛苦动员了半年，股东还不到10户，仅占全村6%，而且全都是村两委班子成员，都是被自己要求必须入股的。每人1.5亩土地入股村委会。

　　但村企业集团和下设的5个公司，还是如期成立了。作为村支书、村主任的张朝起，成为股份集团的一把手。入股村民的家庭成员也到各公司上班。

　　2004年，张朝顺看到“风头不对”，村里管的林子，请了高人比自己种的好。地交给村委会，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年就能拿到接近2000块钱。成立的建筑队，修山路一个月能赚800块钱。“我把地交出去，就有了两份收入”。

　　2006年，该村成为北京市新农村建设首批试点村。截至目前，96%村民已入股。

　　“没准儿”变“有准儿”

　　挂甲峪村在1989年就有容器附件公司，2001年股改前，该村年利税80万元。

　　张朝起称，股改开始后，容器附件公司扩建的工业公司全部利润用于构建旅游村版图，修建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2005年，观光采摘园和“五瀑十潭两湖工程”竣工。

　　村委会出具的资料显示，2006年旅游收入成为支柱产业，村旅游公司年接待游客达到3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0多万元；工业公司销售年收入450多万元。

　　村集体资产由2001年的100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1.8亿元。

　　这个过程中，张朝起的绰号，也从“没准儿书记”，变成了“有准儿书记”、甚至是“张老根儿”。

　　去年，挂甲峪村人均纯收入为22600元，北京市的数据为11986元，平谷区则是10870元。

　　一入股村民年收10万

　　去年12月20日晚，挂甲峪村天甲富民投资管理中心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改以来的第一桶金。2008年五个公司的总利润，除掉30%集体共有股(作为发展公积金，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救助贫困村民等)，供400多名村民分配的个人股股金达280万元。

　　村民王俊来回忆，“会议室坐得满满登登，从没这么全过”。以前开村民代表会，上座率最高也就七成。

　　280万元中，劳龄股占70%、户籍股2%、地树股5%、计划生育股5%、精神文明股5%、特殊贡献股13%。每项再对村民进行分配。

　　村委会出示的会议记录显示，上述分红比例方案，经两次举手表决，均全票通过。人均分红9000元。

　　王俊来是2001年第一批入股的，这次分红得到8万多元，加上每月1800元的工资，年收入已超过10万元。他坦言，妻子当初任村副书记，全家被迫入股，“没想到居然押对了宝。”多名村民表示，这才是一年的分红，比预料的分得多，“大伙都挺兴奋。”

　　一位黑龙江的外来户，擅长于旅游项目创意与策划，这次分红领到15万元的特殊贡献股分红。

　　8年不分红村民意见小

　　村民入了股，8年一直没见到红利，多名入股村民表示意见不大。他们称，一方面，村里确实大变样了。另一方面，他们相信村支书的能力和为人。更重要的是，虽然没红利，但入股村民有工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在农林公司干打药的活儿，一天也能挣二三十块钱。”

　　张朝起解释，各公司开始几年利润低，直到2008年后才有精力和实力，仔细核算个股分红，“如果没有前些年的投资，2008年也不可能赚那么多钱。”他称，首次分红是投石问路，方案还需进一步完善。

　　平房和别墅“两极”难调

　　5月4日下午，村民王宝德骑着农用三轮车，途经两片别墅区，开到自家的两间平房。“别墅有什么好，我可不羡慕。”

　　两年前，作为民俗旅游项目，百余栋山村别墅竣工，入股村民都搬入别墅。别墅和平房，村里分出两阵营。

　　王宝德一直未入股，像他一样的只有10多户。分红只能拿到几百元户籍股。

　　入股村民，按月拿工资，按年拿分红，还可利用别墅办民俗游餐馆和旅馆。

　　没入股的村民，收入来源还是依赖包产到户的1.5亩地，年收入2万多元钱。

　　即便如此，王宝德还是没有入股的打算，“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说了算。”他不愿意再过记工分的日子。

　　该村要修一处人工湖，几户没入股村民，恰好住在湖边上。村副书记李晓玲称，村干部轮番劝说这些村民入股并迁居别墅。最终无果，村旅游规划中途改道。

　　如今，作为村支书、村主任、集团董事长，张朝起坦言身份特殊,一直在平衡“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和“企业效益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深知自己“很危险”，稍不留心，就会引火上身，“有经济问题”。

　　股改争议

　　专家VS村支书：

　　股改村民有无失地风险

　　据北京市农委通报，截至去年底，全市812个乡村完成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52万农民成为乡村集体资产的股东。

　　专家：公司破产村民咋办

　　支书：不会用土地做抵押

　　在张朝起看来，北京多数股改村，动力来自城乡接合部改造，因开发商开发土地，股改基金源于土地赔偿金。分红来自商业楼租金等，脱离了农业，具有一定被动性。挂甲峪村是纯农业经济，股改基金靠种植业为基础的多元经济。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虽未脱离种植业，挂甲峪股改模式也面临两大风险。若农产品价格波动、公司收入下降，农民分不到红利，会不会有生计问题？提高收入的是旅游、工业等非农业产业，一旦经营不善企业破产，以至于资不抵债，土地所有权会不会转移？农民会不会失去土地？

　　对此，张朝起称集团开展任何业务、任何经济行为，都不会以土地作为抵押物。资不抵债也涉及不到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专家：改革的个人色彩强

　　支书：正在抓紧制度化

　　同时，党国英认为，挂甲峪村的股改模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村书记是股改支柱，“一旦支柱缺失，村民怎么办？”

　　该村副支书李晓玲坦言，张朝起是股改的灵魂，“全都是他的思路，他带着干的。没有他，未来会怎样？难以想象”。村民们心里也嘀咕，50多岁的张朝起万一他哪天生病或退休，村民收益如何保障？

　　对此，张朝起称抓紧时间使股改全部制度化，形成村规。即使他不再任职，村集团公司还沿着固化模式，继续运营。现在急于确定第二次分红方案，“公平性、公正性，关乎全村未来。”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根本”党国英说，在风起云涌的农村股份改革“集体运动”中，如何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免受失地风险，“这些都急待国家法规完善”。

　　股改经验

　　“挂甲峪模式不具复制性”

　　至今年11月底，京郊450个村子须完成集体经营组织改革任务。

　　张朝起认为，挂甲峪村股改模式，“不能说都正确，也不能说适合其他村子”，不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股改模式自发形成，目前还在摸索中。经过9年，他总结出推行股改的两条经验：一是经济支柱是前提条件，以应对经营不善等突发事件。股改前，挂甲峪村年利税已达80万元，“没有这个做后盾，我也不敢搞”。二是村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经商能力，“执政能力差，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