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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案
龚心湛故居
重庆道64号
特点:该建筑为西式三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936平方米,清水墙,平顶带护栏,有地下室。首层中央为高阶出檐门厅,门厅上方筑护栏式阳台。门窗作假柱、起眉子,庄重典雅,自成院落。
龚心湛(1871-1943)号仙舟,安徽合肥人。监生,金陵同文馆毕业后驻英、日、美、法、比等国使馆随员多年,回国后又在广东、云南为官。1912年起历任汉口中国银行行长、安徽国税筹备处处长、财政厅长,又调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督办,回任安徽省长。1919年秋在财政总长任上代理国务总理三个月,1924年任内务总长,1925年任交通总长。1926年移居天津,致力于兴办实业,任中国实业银行董事,启新洋灰公司总理、董事长等职务多年。“启新”被日军军管后他愤懑而死。
在北洋政府交替更迭的执政集团里,国务总理并不是一个“稀缺”职务,因此龚心湛的大名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他仅仅三个月的任职,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中,虽然堪称为顶峰,但却多有勉强之意,于他内心深处其实是最不得意的一段时间。
如果龚心湛的一生以青年、中年和老年来划分的话,他自己可能更怀念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也快慰老年时代兴办实业的得心应手,唯独那涉足政坛的中年时代,与无数被卷入那场名利漩涡的人们一样,到头来才发现,所谓名利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
五月的重庆道,阳光明媚,百岁老房子慵懒地晒着太阳。
因为正在装修,工人们把写着“龚心湛旧居”的白色大理石标牌卸下来,轻轻地依靠在墙角。如果不注意,很容易错过这幢低调的小楼。
见记者拍照,年轻的装修工人很好奇,问照相要做什么。
于是我说,大约60多年前,这里住着一个瘦瘦的倔老头儿。他很会做生意,投资了好多工厂,可是那时候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也强行占领了很多中国人的工厂。这老头儿听说日本人到工厂去拆了机器,快要把工厂毁了,可急坏了,七十多岁的人天天东奔西跑,让日本人把机器还回来。
“他就从这个楼里面出来的吗?踩过这个台阶吗?”装修工人眼睛里面闪烁着好奇的光。
是啊!他就是踩着这个台阶走出来的。他叫龚心湛。
源自明代的合肥龚家
安徽合肥有个著名的“逍遥津公园”,人们提起它就会想起三国名将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时光荏苒,到了清末光绪年间,逍遥津成为合肥官僚龚心钊的私家花园。这个龚心钊不是别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他与龚心湛是堂兄弟,而合肥龚家到了龚心湛这一辈,已经繁衍了十三代。
合肥有四大姓,“龚张李段”。这后面的三位,分别是张树声(清末淮军将领)、李鸿章和段祺瑞,而这个“龚”姓,在明末至清顺治康熙年间出了个礼部尚书龚鼎孳,到了光绪年间又出了个四川布政使龚照瑗,再到民国年间,龚家又出了龚心湛这个民国总理。龚家在几百年间人才辈出,堪称名门望族。
龚照瑗与龚心湛是堂叔侄关系,龚照瑗做官的时候,龚心湛正因为家境贫寒而读不起书。8岁那年,龚心湛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上海投奔龚照瑗,与龚照瑗的两个儿子龚心铭、龚心钊一起读家塾,然后一起入国学馆。心铭、心钊兄弟循着他们父亲龚照瑗的老路,考科举求功名,而龚心湛却喜欢新学选择了英语。1890年,21岁的龚心湛从金陵同文馆毕业后奉派随出使英法比意钦差大臣薛福成常驻伦敦。他年轻好学,办事干练,很得薛福成赏识,后来龚照瑗接替薛福成担任使臣,龚心湛在伯父的提携下升为参赞。北洋舰队组建过程中一应订船和借款事宜,多由薛福成、龚照瑗交龚心湛承办。
与孙中山的“生死之交”
电影《十月围城》讲述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05年在香港遭清廷杀手行刺。为了保卫他,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纷纷慷慨赴义。历史学家指出,这部电影的情节实际上是虚构的。而真正的这一段历史,发生在英国,对孙中山进行逮捕的正是龚照瑗、龚心湛叔侄。
1896年9月25日,孙中山乘坐一艘轮船横跨大西洋,此时的龚照瑗却接到了驻美大使发来的密电:“现据纽约领事施肇曾探悉,孙文已于9月23日搭白星轮船公司的麦竭斯地号,至英国黎花埠(今利物浦)登岸。”龚照瑗接到密电已是深夜,第二天即派人前往英国外交部探询,可否依照香港、缅甸引渡条款缉拿孙文?英方表示,该条款不适用于大不列颠国本土,不能引渡孙文。见依靠英国政府无望,龚照瑗雇佣私家侦探诱捕了孙中山,并把他关押在使馆内三楼的一间小屋中。孙中山被囚期间,龚心湛主持过几次审讯,但并没有审出个所以然。
被软禁的孙中山不甘坐以待毙,他向窗外扔求救纸团,向使馆中英籍职员申诉并试图感化他们。终于孙中山感动了英国人柯尔,他在女管家贺维的鼓励下,答应替孙中山送求援信给康德黎。康德黎多年前曾是孙中山在香港时的医学导师,这位博士此刻挺身而出,向伦敦的地段警署和新闻界揭露了清使馆在英国本土滥抓中国公民并欲偷运回国的消息,一时间社会舆论哗然。龚照瑗觉得,再囚禁下去使馆方面将陷入更大的被动,只好决定放人了事。但龚照瑗把这个宣布放人的差事交给了他的侄子龚心湛。
1896年10月23日下午4点半,参赞龚心湛出面宣布,恢复孙文的自由!来接孙中山离开使馆的英国外交部特派专员,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和康德黎先生应龚心湛请求,带孙中山从侧门悄然步出清使馆。龚照瑗因此事落了个“办事不力”的评价,被慈禧撤了职。待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段祺瑞以“足肿”为由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他和执政府前往吊唁。第二天新闻界有感于龚心湛从孙中山伦敦蒙难到此时治丧将近30年,居然两次亲历,于是调侃龚心湛与孙中山真乃“生死之交”。
少年汪精卫的“伯乐”
少年汪精卫曾中过秀才头名,那一年他的兄长汪兆鋐及一个汪姓子侄也同时考中了秀才,于是汪精卫在自家大门上写下了“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汪精卫一个劲儿地高兴,但却不知他这个头名秀才其实大费了些周折,若没有龚心湛,头名就是他二哥汪兆鋐了。
龚心湛从英国回国后,经李鸿章力荐,到广州任知府兼洋务局会办。1901年,番禺科考,阅卷后,汪兆铭名列第一。这个汪兆铭就是汪精卫,但阅卷的主考官认为汪兆铭是庶出子,而这一届他的二哥汪兆鋐也同时参加了科考,汪兆鋐是嫡出子。袭照“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古例,排名应兄先弟后,特别是嫡传子应在前,庶出子则在后。主考官李大纬在拆开弥封弄清楚出身后,就把汪兆铭的名字拉到了汪兆鋐下面。
番禺县令钱璞如为汪兆铭抱屈,他特地求见顶头上司龚心湛,提出从序齿上看,汪兆铭似可放后,但从卷面上看,年少志高的汪兆铭文章锦绣,理应置前。只是这“后娘养的”能不能按成绩排到嫡兄的前面,请知府大人定夺。
龚心湛毕竟多年在欧洲游历,早就对这类所谓的常理和章法深恶痛绝。他力排众议,一锤定音:“抡材大典,论文不分长幼!”“当今正是朝廷用人之时,惟贤而用,其他均是其次。只要是为了江山社稷,章法也可以改一改嘛。”在龚心湛的支持下,汪兆铭高中秀才第一名。
晚年信佛捐建大悲院
1926年龚心湛回到天津做寓公,从此远离政治。
年轻时的龚心湛因为做过参赞,深得周馥赏识。在周馥的大力推荐下,龚心湛曾协助周学熙在发展实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此时远离了政治的龚心湛再度与周学熙合作,先后任中国实业银行、通益味精公司董事长,大陆银行、中孚银行、启新洋灰公司、永宁水火保险公司董事等职。周学熙认为龚心湛性情温和,善于理财,社会声望高而又不独断专行,往往可以代他出面化解各种争端,因此两人在长期合作中工作顺利。
启新洋灰公司总秘书徐蔚如是著名的佛教学者,在徐的影响下,龚心湛也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常以“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自励。民国后大悲院曾长期被法院、消防队、警察所等占用,僧人星散,殿宇摧颓,濒于湮灭。龚心湛、周叔迦、靳云鹏等著名居士,前后奔波,向有关方面交涉收回了大悲禅院。1940年,高僧倓虚法师主持大悲院,向社会募款,扩建大悲禅院。经过七年的苦心经营,完成了大悲殿、配殿及大雄宝殿的修建工程。作为一名居士,龚心湛积极捐款,把钱用在弘扬佛教文化事业上,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动员龚心湛出山主持华北伪政权,龚断然拒绝。但日军又觊觎上了启新洋灰公司,多次欲实行军管。日本轻工业株式会社强行拆走了江南水泥厂的电机、钢磨等。龚心湛此时年逾七旬,仍不辞劳苦多方奔走。日军不但没有归还,反而给龚心湛强行扣上一顶“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帽子。龚心湛的女儿龚安芸后来回忆,“先父以七旬高龄,亲往北京与日酋交涉。结果,反遭日酋的羞辱。先父经此恼愤,返津后遂一病不起。”
1943年12月,龚心湛病逝于天津家中,终年74岁。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摄影记者王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