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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政府财富积累猛增、央企高管收入畸高、税收止步富人门外。连日来,《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中央级媒体接连发文,热议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问题。
《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
2010年5月10日《经济参考报》
1
《税收监管“逆调节”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2010年5月17日《经济参考报》
2
《“占比”关乎社会公平》
2010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3
《结构调整关键还是要靠改革》
2010年5月19日《经济参考报》
4
《提高劳动报酬占比需要政府让利于民》
2010年5月20日《经济参考报》
5
《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
2010年5月21日《经济参考报》
6
《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扩大》
2010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7
《查查垄断行业的“血亲”》
2010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8
《莫认为国人“能忍”》
2010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9
税收监管“逆调节”
富贵阶层怎是盲区
2010年5月17日《经济参考报》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杠杆,然而记者日前在辽宁等地采访时发现,这一杠杆在调节高收入群体前却有些“失灵”,高收入群体税收“管不住”已经成为各级税务部门面临的难题。
记者在湖南采访时获悉当地一起令人震惊的富人逃税案。在湖南某地有一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由于企业解决了当地3000人的就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不允许政府部门进入企业检查。
如此一家戒备森严、备受保护的企业,却不断被举报有严重的偷漏税行为。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下,税务稽查人员进入企业,封存财务电脑,结果发现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销售额为1900余万元,而实际销售收入高达2亿元。
不少税务干部承认,为了完成税收目标,他们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小摊贩身上,该收的不该收的都想方设法收上来,“挖地三尺”收“过头税”的情况并不少见。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逆向调节”的副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和扭转。
中国特点贫富二元
收入结构“倒钉子”
2010年5月19日《经济参考报》
日前,在谈到中国的结构调整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小敏强调,中国突出的结构问题是贫富分化问题,而解决这一矛盾还是要依靠改革。
石小敏说,中国居民消费率占GDP比重是35%左右,近几年来大体都在这个水平上,比发达国家平均低20个百分点以上。消费率这么低,大家对形成的原因达成了共识: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正。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存在诸多所谓二元问题,如常讲的城乡二元结构,内向经济、外向经济的内外二元结构,垄断和竞争二元结构,政治和经济二元结构。但现在从现象上,最为突出的是贫富二元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收入等级这个角度来看,像什么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材料得出结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如果按照收入来判断,就像一个倒钉子形——80%到90%的人是在钉子的横杠上,10%左右的人在钉子的竖杠上。
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需要政府让利于民
2010年5月20日《经济参考报》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连续22年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统计口径出现变化,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被低估。
近些年全国与各地财政收入都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但劳动者报酬增长却相对缓慢,部分劳动者收入甚至出现下降。需要看到的是,当前之所以出现劳动报酬占比连年下降而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的现象,一则是由于税负不断加重与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不断增长,二则是由于劳动者在与企业博弈当中处于劣势地位,因而难以逐步提高自己的工资与收入。所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需要政府让利于民,同时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与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等途径,提高劳动者与企业博弈的能力。
收入分配四大失衡
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2010年5月21日《经济参考报》
政府财富猛增家庭储蓄占比“慢热”
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然而据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
少数人“先富”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
城乡差距拉大农民没钱消费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也仅占10.1%。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权力暴利扩大民众盈利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
解决问题就是现在
警惕三大认识误区
2010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当前我国正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以及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不公平感明显增强的问题。
财政民意经验具备条件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
当前,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期盼很高,而今年又是编制“十二五”规划草案的关键一年,社会更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能够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有具体安排。
市场自动调节?警惕误区
一是“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被认为是“矛盾凸显期和发展黄金期”,而我国目前已经总体上越过了人均GDP3000美元。一些人认为,既然已经闯过这个所谓的危险期,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会影响大局,不需要花太多精力。
二是“自动修复论”或“市场调节论”。还有一些人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最终还要靠市场机制去解决。
三是“没什么大不了论”。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尚处可承受范围,不应该大惊小怪。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