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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乡下,什么时候,忘了。那不是回忆,是从乡间小路旁一个门洞里伸出来的小脑袋。记忆也许就像这个小脑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过去的门缝里钻出来,唤回一个难忘的故事。这小家伙的脑袋剃得锃光发亮,显然不是用电推子理的发,而是用锋利的剃刀刮出来的作品。剃刀只在头顶上留出了一绺黑亮的头发。也许这个村庄早就不是我曾经熟悉的乡村,在房脊上伸出来的电视天线,就让我想起“村村通电视”的温饱型口号。但是这个小脑袋,还是唤起了我的记忆,那些乡亲们的头等大事。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有一张插队当农民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我穿着一件肩膀有块大补丁的上衣,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毛巾。“白羊肚毛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这是老诗人贺敬之的诗,中学课本选了多年,所以人人都记得这诗句。白毛巾,红腰带,这是鲜艳喜庆的色彩,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简洁最廉价的装饰物。我下乡当农民的那年月,食能果腹,衣能遮体,就算上温饱了。冬天一套棉,夏天一身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两套衣服穿上八九年,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衣服不能常新,但心情需要时时敞亮,于是头上的功夫就出来了。最典型的例子也是出自诗人贺敬之笔下的歌剧《白毛女》,穷得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债的杨白劳,过年了,也要给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就是到了“文化革命”中我们到乡下插队当农民的时候,年轻人爱美,又经济又能实现的装扮就是头上扎上一条白羊肚毛巾。这是一道算术题:我每天劳动挣四毛钱,一条毛巾一块二毛钱,那么我下苦力干三天,就能挣到一条毛巾让自己精神起来。
头等大事,就是头上的事,如今叫美容美发。除了经济条件,还是人们审美的习惯。我最早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排照片,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还有自己的“发现”: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的头发多,一个比一个的胡子少。我把我的发现告诉大人,大人告诫我:“别胡说!”其实我没有胡说,只是把实际看到的说出来了。但我的观察力很快受到扼制,所以,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发现”。其实,今天想来,我没有贬损伟人们,这样变化,大概也有时代变迁和与时俱进的理由。二百年前,西方和东方的上层人士均是美髯公。现在的布什、布莱尔、普京,这些大国领导都刮光了下巴并有一头美发。我以为这是审美时尚“全球化”,与意识形态无关。
再回到乡村和回忆中去,那个时候,受苦庄稼人,多是刮光头,每天灰头土脸,粪末草屑,干完活回家,一瓢水上头,干净利索。所以头发并不受重视,真秃子和假和尚,一样。鲁迅先生在写到阿Q的时候,强调了头上有癞疮疤。强调就是指明其经济状况:也就是说他是个穷得家里没有个老婆往头上浇那一瓢水,也懒得自己往自己头上浇一瓢水,流氓无产者。乡下人受了教育,最鲜明的标志,就是留起头发,梳了个小分头。不受草灰土粪之罪,也不怕虱子上头安家了,从此后鸡窝里飞出凤凰来——小分头宣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头等大事。
哎呀,从路边门洞里钻出来的这个小脑袋,让我的脑袋也像一个存储器,飞快地转出这么些念头来。
太阳出来了,到这乡间小路上“农家乐”一日游的人也多起来了。人头攒动,五颜六色,“红头发绿眉毛”这些过去老妈妈讲鬼故事的开篇,现在成了人们头顶上的风景。我笑了笑,比初春更春光的是人们的“头等大事”,好啊,别看是几根头发的小细节,细想起来,还真是世界的、全球的、时代的事呢!我想,如果阿Q还活着,他会有一头什么头发?红的,绿的,还是假的?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对了,阿Q留在鲁迅的土谷祠了,那也是一个时代的疤瘌头啊,无可替代也无法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