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当年“新三届”中的七一届初中毕业生，说起来很可悲，并没有初中毕业证书。记得是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文革”，那时我10岁。然后就是“休学”三年。1969年，“文革”前的小学四年级(七一届)?五年级(七○届)?六年级(六九届)一并升入了中学，也就是所谓史称的“新三届”。

　　说是上了中学，文化课还得从小学五?六年级补起。譬如，数学的分数?开方?一元一次方程……至今，我数学上仍然是低能儿，先天不足。我就是汉语拼音学得还算比较扎实。在那个“复课闹革命”的时代，即便是学习文化课，也带有浓浓的政治色彩。例如，那时也有英语课，学习的英语句子大都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有时候，还学一些军事应用语：“不许动”?“跟我走”?“缴枪不杀”什么的。也别说，后来我到部队当兵，学到的这两句半军事应用语，居然也能插科打诨，逗个乐子。

　　上中学文化课没学多少，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倒是一茬接一茬。学工，我去过当年的棉纺三厂，在机器轰鸣的大车间里，看十几个锭子接线头，跟纺纱女工师傅一样三班倒，一干就是几个月。天晓得这是“学工”，还是“学徒工”，反正活不少干，一分钱报酬没有。学农，我去过南郊(现在称津南)的小站，住在草屋农舍，割过稻子，扛过一捆一捆的稻秸。不过，也吃过焖熟的香喷喷的小站稻米。学军，去过部队的军营，体验了半军事化生活，走走队列，跑跑步，完了还搞拉歌比赛。但是，也没少干活，推小车拉土啥的，因为那部队的连队是在农场里。

　　1971年的元旦，那年我15岁，在天津北站，我与很多年龄稍大些的哥们儿踏上南去的列车，奔赴西南边陲戍边当兵了。虽然属于特征“小兵”，但已是名副其实的军人。在部队上，我入了团?入了党，还学到了一些技术本领。

　　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天津。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先后当过民警?《天津消防》杂志编辑。1983年，我所工作的天津公安消防总队转为现役体制，我又成为公安消防部队的现役警官。

　　我所庆幸的是，在动乱年月，我没有放弃学习。1983年，我自学拿到了“新华职大”的中文大专毕业证书，在消防工作岗位上取得了武警学员函授本科证书，在消防新闻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主任记者专业技术职称，出版有文学作品集《轨迹》?消防文集《火灾与你有多远》。因消防宣传报道成绩突出，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宣传思想先进个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给《今晚报》写稿件，截止到2007年，连续十多年被评为“功臣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