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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社团有个作者从基层调入,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唯户口不得落实。一遍遍地跑,答复都是要成批统一批准。至于何时成批,一批数量几何,不得而知。半年之后,该作者偶遇一熟人,那人一个电话,当天就OK了。还有位司机朋友,单位后门是条单行道,他却往往逆行。问他何以毫无顾忌,他说管那条路的警察是他发小,还开玩笑说,好哥们就像胸罩,舒服贴心永远支持你。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此做过详细的描述:人们按亲疏、内外、生熟,区别对待与之交往的不同对象;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更有专家说“中国式社交”的本质特点就是“熟人社交”。虽说如今社会变化甚大,但传统的遗迹仍在,规则意识尚未成为民众的内在品性,背景和关系仍是为人处世的重要途径,人们一旦有麻烦,一旦遭遇不公,首先想的是有没有“熟人”,能不能拉到“关系”。生人难办事,熟人好办事,人熟是个宝,关系就是生产力。
“熟人”在词典上是指人与人之间“因经常接触而知道得清楚或有较深的印象”,社会则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细想起来,“熟人好办事”也是人之常情,尤其在我们这样的中小城市,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照和帮助还会有利于增加亲情与和谐。然而,说“熟人社会”是“后门社会”也并不过分。“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感情的深浅,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实现实利目标。如此“熟人社交”难免会演变成“熟人病态”:弱化法制功能,淡化竞争激励,加剧腐败、权力寻租行为的泛滥,等等。说“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最终会腐蚀法制、摧残市场、瓦解和谐,并非危言耸听。
当然这些关乎国家社会的大局,我们一般人过日子未必总会想到,但即便是个人,凡事都以为熟人好办,也不见得。有时候熟人不一定就能带来利益,相反,可能带来成本上的过度支出。很多年前我住在小镇,要结婚了,省城的亲友送我一个三门衣柜,找了一个开公家小货车的熟人运来,省去了从铁路挂零担的费用。我满心欢喜。那时候的日子很紧巴,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作两半儿花。三门衣柜运来,司机带了一个副手,加上我那亲友,共三人。我和爱人当时还分别住单位宿舍,只有在镇上的旅店安排他们住宿。第二天司机提出上庐山——小镇就在庐山脚下,我奉陪,门票、吃饭,一路买单。司机很体谅,说几个主要的景点跑到就算了,不多呆了,下午把我送回小镇,他们连夜回了省城。够辛苦的了。回头一算账,我的花费比从铁路跑零担多了三倍以上。问题还不止是多花了钱,从此,不论是我还是我那亲友,总觉得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我们无职无权,永远也给不了对方相应的帮助。虽然人家未必觉得你欠了他什么,但自古人情大似债,你自己会觉得放不下。背着债务过日子,见人总要弯腰,堆笑,很不是滋味。
其实,生人不一定就不如熟人。有人专门做过研究,在现代社会中,许多成功者的人际链,比不成功的更倾向于选择专业人士,而不是亲友。因而进一步提出,当前中国应当实现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去熟人化”的过程,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的过程,即逐步实现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从熟人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从熟人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的过程,等等。
是不是这样,因为对理论无知,我无从判断,但我愿意接受。并且从最细小的事情开始做,比如,出差到大城市,出了车站或机场直接就去排队搭出租车或机场大巴。即便同行的人说,等等,我让熟人来接,也每每婉谢。不是故意拂人好意,甚或自命不凡,而是极力杜绝凡事依靠熟人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