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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不能上网,闲得无聊便把《红楼梦》又读了一遍,读完之后,同样的原因,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扉页介绍上说这是福楼拜最重要的著作,是划时代的世界名著。我想,看看中国名著和这世界名著的差距吧。于是把这本福楼拜的书也读完了。
读《包法利夫人》,开头不久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也许是还没有从《红楼梦》的语境中走出来吧?发觉这部世界名著有些景物描写与主题是游离在外的,这在读《红楼梦》时没有发觉有这种段落。这种景物描写在他们那个时代好像都这样,如巴尔扎克更是这样。而《红楼梦》就没有这毛病。同为西方作家,稍后的海明威完全不这样了,海明威小说中的景物描写都是通过书中人物的眼睛所看到的,人物看不到的他决不写。再读下去,就更觉别扭了,我好像就看到那胖胖的福楼拜时时站在旁边向我数落爱玛的种种不是。越读心里越烦。
上次读好像没有这种感觉。据说,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时感到自己口里产生一种苦味儿,这是说作者写作时身心的投入。包法利夫人之死是写得成功的著名的段落。但我就觉得,虽然《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写那林黛玉之死毫不亚于那包法利夫人之死。
读完了,我叹了一口气。这世界名著与中国名著的差距可不一般。我完全是偶然地读了《红楼梦》又接着读了《包法利夫人》,无独有偶,居然有一个评论家专门把《包法利夫人》和《红楼梦》放到了一起比较着来评论。他的原话是,在中国作家中,《包法利夫人》对人物的塑造,只有《红楼梦》能与之相媲美。这眼光!
首先,从塑造成功的人物数量上来说,《包法利夫人》与《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红楼梦》里那些女性们五彩缤纷,十倍于《包法利夫人》还要多。而福先生塑造爱玛的手法是把爱玛当做模特儿摆放在那里,一笔一笔,从各个角度来仔细描绘,要说真实度上,绝对真实。所以有一幅漫画上,老福手执手术刀,把爱玛的肠子都挑出来认真观察,这是说他描写的深刻入微。而我们的曹先生却是在偷窥,就如同贾宝玉在警幻仙姑那里偷窥《金陵十二钗》的情景一样。所以《红楼梦》里的人物不是作者塑造的,而是她们自己在那里活动着演出的。这差距就大了。爱玛是老福专门拉出来专门供批判的,而《红楼梦》里这样的人物很少,几乎没有。你把爱玛与王熙凤比较一下,这有名的凤辣子就决不是仅仅批判的人物。就是那杀人不偿命的呆霸王薛蟠都有几分可爱。
这差别自然源于他们的创作态度,福先生就如他同时代的革命导师所说的:“除细节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对这世界充满了自信,他要解剖人物,批判社会。而曹先生却完全相反,他对社会对人生没有自信,他对造物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敬畏,贾宝玉的命运由那来历不明的一僧一道就决定了。
其实,“再现”是靠不住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再现,哪怕是一片再简单不过的树叶。它会因时间的不同,光线的不同而瞬息万变。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客观描述一件事物,他会因观察者的经历不同,思想不同,甚至生理上的差别而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即便是同一个人,回到他童年熟悉的地方,往往会感觉到一切都变矮了。
从艺术的角度上说,《包法利夫人》与早它一百年的《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好像什么都能与时俱进,艺术却不能。中国的科技与西方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福楼拜的时代已经坐火车出行了,而曹雪芹时代还是坐马车。马克思和福楼拜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生,和中国的当时精英曾国藩为同时代人,看看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和曾国藩的思想学术著作你会发现,那差别正是火车和马车的差别。而艺术却不是这样,中国十九世纪的戏剧和小说绝对不比同时代西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