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从1935年至1950年,资耀华在天津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富戏剧色彩的15年。在外,他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睿智干练;在家,他是一个慈爱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天津的15年生活,不仅给资耀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他三个女儿的人生中书写下了最令她们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资耀华有三个女儿。
长女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
次女资华筠,著名舞蹈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舞蹈艺术》主编、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
三女资民筠,著名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任教近三十年,1988年转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科技室,现为该院比较艺术中心研究员,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1935年,资耀华携妻女到天津的时候,资中筠5岁,资华筠和资民筠均出生在天津。
他对老伴儿一生愧疚
在资氏姐妹看来,资耀华年轻时东渡日本求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避旧式的包办婚姻。大约在1922年的《妇女杂志》上,有一篇署名资耀华的文章,探讨“婚姻与爱情”的问题。这篇文章是不是资耀华本人撰写的,如今已无法证实,但资耀华本人自由恋爱的经历却与这其中宣扬的“婚姻理念”颇为相似。
资耀华的夫人名叫童益君,原名童寿慈,字益君,浙江人,与资耀华同岁。她出身于开明的官宦之家,不仅与男孩子一起读书,并且从未缠足。作为新女性的童益君一方面从事丝业改良,另一方面志在办学育人。资中筠曾觉得,她的母亲对教育情有独钟,处处诲人不倦,而且不拘一格,对于因材施教有一套独特的理念和方法,充分相信各种不同的人都能通过教育向善,成为社会有用之材。因此后来在家庭教育中,资中筠成了母亲这套教育理论的第一个“实验对象”。
1920年左右,童益君在西湖边邂逅了独自吹箫的资耀华。这场景颇有点童话的味道,但却真实地发生在90年前。童益君正在陪母亲和姐姐姐夫游西湖,资耀华刚好回国度假。年轻的资耀华引起了童老太太的注意,就叫女婿过去招呼一下,发现原来是留日同学,而且同在京都帝大,顿生亲切感。就这样,在童老太太的认可和童益君姐夫的“撮合”下,资耀华与童益君走上了漫长的十年恋爱之路。
此时的童益君事业蒸蒸日上,她曾经抱定了晚婚甚至不婚的信念。但资耀华却认定非童益君不娶,苦苦等待了十年。十年中,他省吃俭用以便省下路费每年暑假回国,其余时间就是靠鸿雁传书。拖了十年,童益君终于被资耀华的执著感动了,1929年童益君终于同意结婚。她对资耀华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得做官;第二不干涉她花钱;第三,不以儿媳妇身份到湖南老家去,但资家却必须来人主婚。
童益君的三条要求并非无理取闹。不让资做官,是因为觉得再大的官也有上级,个人不得自由,而做了官太太就不免要去应酬;不干涉花钱,并不是童益君喜欢乱花钱,她生活很简朴,只是特别乐于助人,“不干涉”只是要求资在她“仗义疏财”的时候不要吝啬;第三条是不想回到资的老家做封建大家庭的儿媳,而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资耀华对童益君的三点要求悉数赞同,唯一提出一条,就是要童益君婚后辞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
婚后曾有人专门请童益君出山继续从事教育,但由于资耀华坚持,终于未果。童益君从此成为全职家庭主妇。资耀华对此一直心怀歉疚,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协会上遇到那位故人仍感到惭愧“抬不起头来”。
晚年童益君因白内障几近失明,资耀华则几乎完全失聪。资中筠认为,晚年的两位老人实际上已有多年无法交流,只有在女儿们周末回家时抓紧机会替他们传话。但是一方的存在对另一方就是一个安慰。1995年夏童益君去世,资耀华内心的哀痛难以言喻,但他并没有夸张的表露,而是把自己埋在更深的沉默中。有一天,他忽然对身旁的女儿说:“你们的姆妈是了不起的,聪明和才干都在我之上,是为我做出了牺牲,我对不起她。”那是他发自肺腑的一生的歉疚。
“不爱财”的银行经理
资耀华一生与钱打交道,有着极高的理财天赋,却总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从不给自家理财,对物质生活极少追求。
资中筠回忆,资家在天津十几年一直租住在现在昭明里的房子中,因是“四行”的产业,租金优惠,没有搬过家。调到北京后,资耀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不事装修、不添置新家具,来访者都表示惊讶。他在上海银行和东亚毛纺厂挂名董事,却多为虚股,实际属于自己的不多,建国以后他最早主动放弃“定息”,落一个“无财一身轻”。
在子女教育上,资氏夫妇对女儿同样树立着“淡泊”的金钱观,从小培养她们勤俭的生活习惯。资华筠回忆,资耀华夫妇都绝对不许孩子们自己花钱,所需物品,开出清单,一律由母亲备齐。如果一定要经孩子的手去缴纳的费用,则要把剩余部分如数交回。至于买零食,哪怕是一根冰棍、一颗糖果也是不允许的。家里的糖果、点心是充裕的,但只能由母亲按时、定量供应,不许孩子们任意自取。孩子们的服饰,大部分由母亲自制,她自己不重修饰,也讨厌把孩子打扮成“摩登洋娃娃”。
但是,资家在为女儿创造学习条件时又毫不吝啬。成套的儿童读物,各种科学小丛书,世界名著,珍本线装书,钢琴曲谱和外文书籍等,只要觉得对孩子学习有益,只要财力所及,资氏夫妇从不吝惜。1953年,资耀华捐给天津图书馆和幼儿园的书将近一万册。
慈父也有发火时
资耀华在家中总是扮演“慈父”形象,他的妻子负责教育女儿,被孩子们看做是威严的化身。在资华筠的回忆里,她更喜欢对父亲撒娇。
虽然身在金融圈,但资耀华却几乎天天回家吃晚饭。每天他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有哪个小傻瓜(对孩子的昵称)不乖吗?”然后,他把孩子们高高举过头顶,让她们骑在自己脖项上“坐飞机”。晚饭后,通常是资家的家庭娱乐晚会,三个姐妹轮流表演钢琴、诗朗诵或唱歌。资耀华兴致高时,也会拿出他的小提琴、曼德琳凑个热闹。接着,他还会跟孩子们玩儿一会儿捉迷藏。
不过,这样慈祥的父亲,也有生气发火的时候。有一年冬天,年幼的资华筠因为天冷赖床,上学快要迟到了。资耀华生气了,用从没有过的语气对资华筠说:“一切失败从迟到开始,懂不懂?”小孩子却不知趣,还耍赖辩驳:“明知人家晚了,还不例外一次——让我搭你的汽车去上学……”想不到,资耀华勃然大怒,第一次瞪起了眼睛。资华筠这才发现,原来一向慈祥温和的父亲也是会发脾气的。从此“搭车”成了家里的“大忌”,三个女儿都不敢再越雷池半步。直到1995年,资耀华95岁大寿的时候,三姐妹仍然各自乘车往返,不敢搭资耀华的车,怕他瞪眼睛。
本文资料来源:资耀华所著《凡人小事八十载》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