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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兴富里在成都道上的里弄中并不是很起眼的一条,当中的房子也略显破旧。共和国同龄人张力,是兴富里建造者之一张慰民的外孙。张慰民去世的时候,张力还不懂事,因此关于外公的戎马一生,张力大多是从外婆、舅舅和母亲口中了解的。
当年的兴富里1号门口曾有一个木质门牌,上面写着“卫滨张宅”,那就是张慰民的家。上小学时的张力开始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清楚地记得家里面曾有一个重重的铁皮箱子,里面有很多外公的信札。小孩子从未对那些信札的内容关心过,他只知道把上面好看的邮票剪下来去和同学交换,直到几十年后他长大成人,才从舅舅口中得知,那些珍贵的信札都是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写给外公张慰民的。
“姥姥在世的时候,她偶尔会给我讲一些姥爷的事,断断续续,一开始我没有太留心记,等到懂事了,想要记了,老人却开始记不清了。”从姥姥口中,张力对外公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张慰民是河北省灵寿县人,父亲是中医。因为是老年得子,所以父母很宠爱这个儿子。1900年,天津武备学堂招生,16岁的张慰民到天津上学。此后的从军经历,张力从外婆那里知道得不多,但参考那个年代军阀们普遍的经历,无外乎是从清军变成了革命军。1911年,张慰民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在武昌起义中立下了战功。
“从我姥姥的讲述中,姥爷一直是属于直系一派的,直到他1927年回到天津,始终没有投靠其他派别,曹锟、吴佩孚与姥爷多年来一直有书信来往。”张力从外婆那儿听说,张慰民在吴佩孚手下是一名得力干将,不好打的地方总是交给张慰民去攻克。有一年,张慰民攻入了上海市,吴佩孚就让张慰民做镇守使。这一天,英商太古洋行的一位买办登门拜访,说上海港停了两艘船,希望张慰民高抬贵手,行个方便放它们入港。张慰民心知这两船上的货物中必有大量鸦片,否则洋买办也不会拿出40万银元来行贿。但张慰民深知鸦片的危害,这种亡国灭种的缺德事怎么能干?他对洋买办说:“你船上装的什么,你我都心知肚明。几十年前林则徐就在虎门销烟,鸦片这种东西,我自己吸,但我不能让你把它卖给更多的中国人。这是亡国灭种的缺德事,我不能干。哪儿让你入关,你就往哪儿去,上海这里我哪怕只守一天,也不让你进。”
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张慰民感到直系已经奄奄一息,自己也不愿继续从军,于是回到天津做起了寓公。“我家当年住在兴富里1号。姥爷买了这片土地之后,盖楼房一部分自住,一部分出租。寓公们离开军政界跑到租界里隐居,但时刻又要提防仇家寻仇,所以租界里早期的房子通常建在里巷中,而不是紧靠着马路边。”
日据时期,张慰民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让他出任华北自治政府主席的“邀请”,把上门来的日本在华特务头子土肥元赶出门外,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抗日期间,他支持一切抗战的力量,对参加抗日的子女给予最大的支持。张慰民还在救济灾民、兴建南开大学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受老朋友贺龙同志的邀请,担任了天津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
1950年,张慰民在家中去世。“文革”期间,张家后人曾一度被赶出兴富里1号,而关于张慰民个人经历的一些笔记、信札、照片等也在这场浩劫中被付之一炬。“文革”结束后,张氏后人被落实政策,重新住进了兴富里,但不再是兴富里1号老宅,而是一墙之隔的兴富里3号。
张慰民的名字在现有的北洋军阀名录上还没有记载。张力分析认为,这可能由两方面原因造成:张慰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即离开军界,对他了解的人较少;另外,张慰民或有其他名号,下野后,为宁静生活而隐姓埋名,也很有可能。这位“非著名”直系军阀为读者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
张自忠曾三次参军
成都道60号是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的旧居,在我们之前的报道中,曾对这座建筑和张自忠将军在天津担任市长期间的一些故事做了详细地讲述。文章见报后,现居天津的张自忠长孙找到本报记者,除了向我们补充了一些关于张自忠的生平资料和他在天津生活的情况外,还向我们披露了一些关于张将军鲜为人知的事情。借成都道补白之机,将张老先生提供的关于张自忠的生平经历做一补充,以飨读者。
关于张自忠的参军经历,目前的很多资料都记载他曾两次参军。即第一次投了车震,车震失败后,又投了冯玉祥。但张老先生却告诉记者,实际上张自忠在年轻时有过三次参军的经历,并且这个经历罕为人知。
张老先生曾查阅过一本编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张上将自忠年谱草稿》,记录了张自忠三次参军的经过,张老先生经过多年考证后,认为该书的历史记载真实可信。其中对张自忠第二次参军的经过在至今的出版物上未曾见到过,但这段经历却是张自忠与天津市的又一个渊源。
书中记载:“民国五年,……车公念公年少有为,不宜久处田间。瞩公携荐书,投往天津镇守史赵玉珂。留三月,见不对中积习甚深,官兵日以敷衍为事,自念无可展布,乃乞假归里”。从此段对张自忠第二次参军的经历可以看出,1916年,张自忠将军曾在天津镇守史赵玉珂部留三个月,这是关于张自忠的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而关于第三次参军,该书写道:“民国六年,车公百闻亲送公至廊坊,面荐于冯公焕章”,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张自忠投军冯玉祥。至于这么多年来张自忠第二次参军经历为何鲜为人知,张老先生分析,1940年7月,冯玉祥在张自忠殉国后写了一篇悼文,他写到“他决心投笔从戎,在民国五年时投到我的部下”,于是产生了此后记述张自忠是民国五年参加十六混成旅的说法。但张老先生认为,若张自忠是民国五年参加十六混成旅的,而车震部是民国五年六七月间解体的,那么总的时间安排不对,所以,后来的记述中就将第二次参军的经历给舍弃了。
作为长孙,张老先生之所以花大力气去验证张自忠的三次参军经历,是因为他认为,这三次参军经历能够反映张自忠的成长过程,更能体现他的思想和品质。张自忠第一次参军时,他和五位想从军的同乡一起去奉天,投车震部。车震认为这些富家子弟吃不了苦,尤其是张自忠还有大学学历。于是就先叫他们去兵营当兵。经过五个月的考验,其他五个人都回家了,只有张自忠一个人留下了。从那以后,车震才正式接纳他。
而他第二次参军到天津镇守史赵玉珂部任职,张老先生则认为这是张自忠的一件大事。因为他在这里经过三个月的观察,认为赵玉珂部队里作风不好,他对残留的旧制度很痛恨,他参军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新军队。而这些在赵玉珂部队中无法实现,于是他选择了退出。而当他投靠冯玉祥后,才开始逐渐成长,最后成为抗日名将。张老先生认为,祖父张自忠作为一名军人,他在军中的成长是从天津迈出的第一步。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苏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