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书籍，在一本精装本的《财政学》里发现了一张门票。这是北京鲁迅故居的门票，大小如同一张站台票，正中是一幅彩印的鲁迅故居国画，下方是故居的简介，虽有些单薄，却很雅致，整体看起来，就是一幅经过装裱的中堂。门票没有价格，但在背面却印着“加价二角”四个红字。

　　这张门票是1992年4月的一天下午买的。那年的3月底，我刚刚调到一个新的单位，随即被派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举办的“财政干部研修班”学习。有一天下午没有课，大家都纷纷上街，我独自一人，换乘了几次公交车，来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的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空荡荡的，参观者连我在内，只有两个人。冷清有冷清的好处，可以慢慢地看、仔细地品，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厌烦，我把每一幅图片、每一件展品都看了，还买了一本印装颇为考究的《鲁迅》画册，厚厚的精装本，外带一个硬纸板的书套，还有英文、日文的说明书，才花了6块钱。

　　临走出鲁迅博物馆的时候，我去了一下卫生间，在卫生间的斜对面，挂着“鲁迅研究室”的牌子，门虚掩着，我恰好想到了自己在搜集有关鲁迅的谈话资料，就大着胆子敲了敲门。听到“请进”的声音，我便走了进去。一位中年人坐在桌前，很诧异地问：“你找谁？”我说：“我不认识这里的人，只想请教一下。”他说：“那你坐吧，有什么事？”我说：“我想编一本《鲁迅谈话录》，不知道有没有价值？”他很冷淡地回答：“这种书以前有人编过，现在出版恐怕很难。”说到这里，他似乎有些不平，对我说：“现在出书太难了，《鲁迅研究月刊》一年一万块钱的经费也无法保证，面临着停刊。”我看他情绪低落，就站起来说：“谢谢您，请问您贵姓？”他说：“陈漱渝。”我说：“啊，原来您就是陈先生！我读过您的文章，也看过您的书。”他脸上有了笑容，说：“那好，谢谢你。”我见他桌子上有一摞新出的《鲁迅研究月刊》，说：“能不能送我一本？”陈先生说：“没问题！”拿了一本新出的，又找了两本以前的，说：“你多批评。”

　　回到宿舍，我翻开陈先生送我的几本《鲁迅研究月刊》，认真读了起来。其中的一些长篇大论，我敬而远之，基本不看，倒是一个“拾遗与补正”栏目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章都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有关，有指出全集注释张冠李戴的，有指出排印、校勘差错的，有纠正注释中的偏差的，也有将注释中的“未详”之处补充完整的。看到这些文字，我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全集》是完美无缺的，没想到，它还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

　　正是这几本《鲁迅研究月刊》，激发了我搜集1981年版《鲁迅全集》补正资料的兴趣。除了自己订阅《鲁迅研究月刊》之外，我还到图书馆、旧书店、旧书摊搜集相关的资料。又过了几年，我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张铁荣老师取得了联系。张老师有全套的《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月刊》，他慷慨地将这些期刊供我使用，使我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丰富了有关鲁迅的知识，也逐渐有了一些心得。十几年来，我由一个鲁迅研究的“门外汉”慢慢地开始撰写有关鲁迅史料、佚文和鲁迅著作校勘、比较方面的文章，并编辑出版了《鲁迅佚文全集》、《鲁迅序跋集》、《鲁迅自选集校注》、《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书衣百影》等书籍，我所写的四十余篇论文也结集为《鲁迅著作考辨》出版。

　　人生中会遇到许多机缘，而且，这些机缘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而今，当我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被一些朋友、同学视为“搞鲁迅的”时，我突然感觉到，也许，这一切都与18年前的那张北京鲁迅故居门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