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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3年出生,1970年参加工作,那个年代我们这一届是幸运儿,因为前面有老三届,后面又有历届毕业生,均都未能躲过上山下乡一劫。当时我被分配到南开饮食公司下属的一个门市部即新时代饭馆,从事面案工作即包包子。一下,就是13年。1983年组织青年培训,我被调到该公司,在公司期间主要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等工作,经历几次干部充实基层,我都未调动,仍然留在公司,一干又是17年。
2000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机制和资金的滞后不断显现,国有企业走到了尽头。当年,我主动提出终止劳动关系即买断工龄,从吃铁饭碗的30年下来之后,心里也是没抓没挠的。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三口,孩子正逢上大学,妻子下岗。面临的现实是每天需要消费,可又没有收入来源。我想,我是一家之主,不能被眼前困难吓倒,路是人走出来的。
于是,我就重操旧业从打工开始,在居住地附近的一家包子铺包包子。由于我对和面、制馅、包制及蒸制各环节熟悉,一开业,这家包子铺门庭若市,忙得不亦乐乎,老板和老板娘乐坏了,逢人就说:我们请的邢师傅有专业技术。那时,街坊邻居纷至沓来,品种最多时达到9种,都是我一人料理,工资只是400元,我也不计较,因为这么多年从未计较过这些,至今还是那样。老板为了挽留我,每到发工资时,他们给我买排骨、鲜鱼、鲜虾,我们相处很好。
2000年下半年,在报刊上看到一则消息:为了扩大规模,市政府将原东方饭店划属狗不理,看到这个消息后,我想如果能去这个店,就是不给钱,我也愿意去。到了那,我还可以增长见识。我被分配到制馅间。在那里,我有幸接触了国家级馅王及同仁高手。我每天早来晚走基本上没有公休,带领制馅间学员及其他人员一起努力工作,从领导到同志们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时我的工资最多时才517元,但我感到很满足。
好景不长,2003年上半年,我国遭遇了病魔SARS,天津也不例外,原本正常的工作、生活均被打乱,流动人员被禁,饮食业也难逃一劫,饭店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那时恰逢“五一”黄金周,企业门可罗雀。在不情愿下,企业只能减员降低损失,于是我这个打工的首当其冲,当时心里充满酸楚。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又一次失业。有些事情总这么巧,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又给打开一扇窗。在狗不理制馅间,我曾经传授加盟店制馅工艺,加盟店店主知道后,让我去他们那——山西晋城。当时这个地区也是SARS重灾区,由于失去了工作,未顾及这些,我乘火车到郑州,转乘长途再赴晋城。现回忆起来,这是我SARS时期最好的工作,同时也是外出打工迈出的第一步。在这个店,我主要负责制馅,可以说投资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后来山西榆次投资人邀我到那去。到了榆次,正值春节前夕,我根据多年在国有企业的经验,主动建议老板,利用新春佳节增加花样品种如凉、热菜;成品与半成品菜;多种真空袋装包子馅,店堂门前大摆大卖,丰富了市场,购买场面非常火爆,有的品种如包子馅经常脱销,当月营业额较上月增长10万余元。由于这个店春节经营有特色,老板赚到了钱,与榆次相隔200里介休市的投资人得知后,也加盟了狗不理。于是投资人专门邀我去,让我整体负责经营管理,因为我丰富充实了原晋城店和榆次店的经验,就大胆签约经营责任书,从全面管理和品牌如何运作,都是我一人全权负责。我从做企业文化开始,强化员工理念,组织学唱店歌,创新经营将天津菜和地方菜融入一体不断翻新,狠抓服务和包子质量,在该地区受到好评。同年,天津狗不理集团组织召开全国加盟店工作会议,投资人委托我代表他参加,这是我外出打工以来得到的最高待遇。从此,天津狗不理出现了外出打工的打工经理。
几年来,我先后在二个直辖市,四个省(晋、鲁、豫、甘)12个加盟店打工,曾连续两次代表投资人,参加天津狗不理集团组织召开的全国加盟店工作会议。打工使我认识到,千招会,不如一招鲜。通只有在专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作家二月河说:人在最底层有个好处,就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的。过去的成绩,如同断线风筝,不能牵住不放,唯有忘记。只有铭记昨天的路,还需脚踏实地自己去走,才能闯出一条新路。失业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