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江青传》。北京官员和海外驻华大使劝阻我,不要写毛泽东的遗孀。“我们都说她是个坏女人了,”其中有人说,“为什么你对坏女人还如此感兴趣呢?要写好女人!”还有位官员反对我写《毛泽东传》和《江青传》,他说:“个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不重要,重要的是政策。”
在新侨饭店吃午饭时,我提出想写《江青传》的事,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劝告说:“这些都是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了,我们现在只关心经济发展。”“我不赞成,”章文晋对我说,“但是我也不拦你,我想,不管怎么说,你都会写的。”
确实如此,不过,北京有些反对是很合理的。我知道江青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也不是一些西方女性所谓的女权主义英雄。但我认为不能忽略她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她和中国封建残余的关系。同时,她的故事还涉及艺术与政治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对江青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不仅要描写她的机会主义和主观主义,还要书写她作为一个女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处境——我相信,比起对她的简单抨击,这样将对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没有在中国的调查,我写江青的书就只能依靠中国境外的资料,这将是一个遗憾。据你自己所言,我知道你喜欢认真调查和实事求是。这也是我的追求。”当然,邓小平日理万机,没有给我回信。1980年8月他告诉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江青的明确评价。法拉奇问他:“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邓回答:“零分以下。”
并非只有中国人误解了我对江青的兴趣。斯图尔特·施拉姆是一名从事毛泽东著作研究的著名西方学者,他看了书的初稿后,给我写信讲道:“我不赞成你对这个女人执迷不悟,但是,显然你已经发现了大量有趣的资料,这些对学者会很有价值。”
《江青传》研究带来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发现”。在雅加达,苏加诺总统遗孀给我看1962年她和毛泽东、江青的合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江青首次跟外国政要一起公开亮相。在瑞士,埃德加·斯诺的遗孀洛伊斯找出了延安时期斯诺和江青的照片,从斯诺的文件夹中也找到一些之前尚未公开的关于毛泽东、贺子珍和江青的文件。
与唐纳在巴黎见面
唐纳曾担任上海《大公报》文艺记者,他在信中告诉我:“明确地说,我不愿谈我的私生活,然而,如果你来巴黎不单单是为了见我,我会很高兴见你。”我抵达法国,完成了“在布鲁塞尔的事务”后,唐纳邀请我吃饭。他开了一家餐馆,名为天桥饭店。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充满朝气的文艺界重要人物,也是蓝苹(江青)的其中一任丈夫。
尽管在法国待了多年,唐纳仍旧俨然一位放浪潇洒的上海人,穿着白色的西服,头发梳得平光光的,嘴里叼着烟,胳膊不停比画着。他出生在天津,由大婶抚养成人。其父亲是一名铁路职员,因误服了外用药而英年早逝。唐纳妻子陈润琼是国民政府时期前外交部部长的女儿。当我和唐纳用法语、汉语和英语混着聊天时,她也在场。
唐纳钦佩的是赵丹,而不是郭沫若。唐纳说,郭沫若写过一首赞美江青的诗,后来又谴责自己的行为。“我写过诗赞美赵丹,”唐纳说,“他坚持原则。”我跟唐纳和他的妻子陈润琼提到,郭沫若告诉我,关键时期他在日本待了十年,对此感到很“惭愧”。唐纳说:“理当如此。”
陈润琼去卫生间时,我偶然提到女演员王莹。唐纳明确地说:“蓝苹没有王莹那么有学识和经验。”他马上补充说,蓝苹是他忌讳谈的“家事”。整个晚上,就只有这一次提到蓝苹这个人。陈润琼不久就从卫生间出来了。唐纳是个夜猫子,午夜过后我才离开。就在我开始准备走回旅馆时,他跟我说:“明晚再来。”
次日晚上,唐纳妻子不在。我和唐纳吃了回锅肉、干炒鸭和甜虾,还喝了酸辣汤。大约晚上9点,我们喝了点法国红葡萄酒后,唐纳说,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对易卜生的戏《玩偶之家》中蓝苹扮演的角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后,见到了蓝苹。这位年轻演员跟剧评家唐纳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革命者”。1947年后唐纳回忆起那惊人的瞬间:“令我感到非常兴奋的是,这位富有魅力的山东新演员,就在淮海大道上对我说,她是坚定的革命者。”
“我想蓝苹怎么对我的,后来就怎么对毛泽东,”唐纳说,“她妩媚迷人,又说自己是革命者——就是这迷住了男人。”“蓝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她最恨夏衍,那是因为他让王莹出演历史爱情故事《赛金花》的主角,而不是她。”
1945年毛蒋谈判时,唐纳没有跟毛泽东握手,对此唐纳解释道:“我不想被拍到,或是留下什么记录。”
摘自《我与中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