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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枪声让人警醒
王宇辰 嘉宾:清华大学中美关系
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可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庆四
山东大学教授 马凤书
8·23菲律宾劫持香港游客事件震惊国内外,事件以流血告终的结果,引发香港乃至整个华人社会对菲律宾的不满。随后在菲律宾发生的一些不妥善的行为更令国际舆论哗然。英国《泰晤士报》则认为:菲律宾正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和菲律宾这个国家,并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菲律宾是“失败国家”吗
王宇辰:8·23劫持香港游客事件发生后,《泰晤士报》将菲律宾认定为“失败国家”,这里的“失败国家”是什么意思?您是否认同菲律宾是“失败国家”的观点?
马凤书:“失败国家”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最初是西方学者对冷战后某些内部秩序极度混乱国家的称呼。美国政府智囊机构“和平基金会”和《外交政策》杂志曾制定了确定“失败国家”的12项标准:丧失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或无法完全掌握合法动用武力的权力、合法权力机构的集体决策能力严重削弱、腐败现象严重、存在大量犯罪行为、难以获取公众的支持、大批人口被迫背井离乡、经济急剧衰退、群体间不平等、有组织的迫害或歧视行为、严重的人口压力、人才外流和环境恶化等。如果按照上述12项标准来衡量,我基本同意《泰晤士报》的说法。
李庆四:就狭义而言,菲律宾在8·23人质劫持事件上一败涂地的表现确实是具有“失败国家”的一些行为特征。当然,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如果是菲律宾政府有意与中国过不去,那么这种拙劣表现就是有预谋的,应该另当别论;另一方面,如果确实是能力所限,那么这样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确实令人想起了“失败国家”。
赵可金:菲律宾的问题比较复杂,有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治理不善的原因,也有菲律宾在政治制度上机械地模仿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原因,还有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客观说,菲律宾近年来的问题在性质上属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激化,对国家转型、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一旦菲律宾的改革成功,菲律宾仍然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失败国家。
劫持事件将产生何种影响
王宇辰:近几年来菲律宾国内人质劫持事件不断。面对这种局面,您认为菲律宾政府该如何处置?
李庆四:近年来菲律宾国内人质事件的发生对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了重创。面对这种困境,菲律宾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治理效率,减少政治扯皮现象,从而赶上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快车,加快脱贫的步伐,实现社会公正。当然,治理泛滥的腐败问题,也是这个民主国家的头等大事。
马凤书:阿基诺三世尽管出身于政治世家(他的当选与此不无关系),在竞选期间他也曾宣称要惩治腐败,恢复秩序,发展经济,促进公平,但以他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其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来看,他还没有能力完全做到这一点。
赵可金:后发达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政治不稳定,要想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必须建设强大的政党。然而,阿基诺三世属于自由党,在力量上比不上民主力量党和民族主义人民联盟,阿基诺要凭一人之力在风雨飘摇的菲律宾政局中力挽狂澜,显然希望不大。
中菲关系能否经住考验
王宇辰:8·23劫持香港游客事件对中菲关系有着怎样的影响?
赵可金:两国政府关系估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一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大局是不会因为这一事件受到太大影响的。另一方面,抓住中国经济崛起的机遇,实现菲律宾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已经成为菲律宾的既定方针。如果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前景来看,我个人认为菲律宾的发展前景只能是越来越好,我们不能跟着西方国家夸大游客事件的负面后果,现在不排除有西方国家借此挑拨离间,分化中国和菲律宾关系的可能。
李庆四:这次人质灾难严重伤害了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但中国政府一定会把与中国在该地区的整体战略结合起来进行应对,而不可能完全就事论事地来处理。如果只是上面我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即政府在此事件上的无能为力,那么我们也只能期盼并促使其做出相应妥善的安排;如果是另外的情况,那就比较严重了。随着中国自身海外利益的不断增长,今后对于周边地区发生类似灾难时,一定不能置身其外,而是协助承担具有建设性的工作。这正如我们经过权衡而参加波斯湾护航那样。
马凤书:菲律宾是目前唯一明确表示不希望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东南亚国家,这一点得到了中国的充分肯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劫持香港游客事件对中菲关系不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对此事极为克制的反应和态度恰恰是从大局考虑的理智之举。尽管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和危机后出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重大失误,但菲律宾政府对此事也高度重视,不仅公开道歉,还开始进行认真的调查并处理了相关责任人,而且举行了全国哀悼。在类似事件中这是从未有过的。至于两国民众中出现的一些相互反感情绪,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平静下来。
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王宇辰:在中国当前社会风险因素增加、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我们能从菲律宾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什么?
李庆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多元化发展和人们平等意识的不断提高,在人们享受现代生活成果的同时,社会治理的成本也相应地提高了。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引起的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所谓中国威胁的恐惧心理,外部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影响将同步上升。所以,国内国外两种力量的合流就使得今天的社会稳定工作变得更加严峻。这样的问题并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简单的“维稳”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马凤书:此次在菲律宾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对中国应该是一次警示,它表明,如果不根本消除社会腐败和社会不公,不大力改善民生和扩大民主,不大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合法性就得不到国民的认可,社会反抗就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社会局势也就难以稳定,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
赵可金:在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矛盾和风范也会扩大。从菲律宾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应该注意加强对社会矛盾的治理,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视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净化社会环境,对各种黑恶势力绝不姑息,彻底铲除滋生社会暴力行为的社会土壤,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携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