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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是在夜里走的,他没有向我们告别,死亡悄无声息地把他的生命之火吹灭。我走在大街上,天很晴朗,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样,但它有一点不一样,我再不能到医院里去看我的爸爸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爸爸的身体一点点地衰弱了。有时候我走到他面前,而他闭着眼睛并不知道。我注视他时,我能够感觉到在他脑海中浮游着的梦。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梦,表现着他的一生,又真实又虚幻。他睁开眼睛看见了我,微笑了,和我说话。在所有这些活动的后面,他的梦始终在那里静悄悄地聚散。我说不清,但我感觉到它的力量。我渐渐明白,我的爸爸因为病重没有力气思想了,这样一种时断时续的记忆就成了他的思想。
曾经,我爸爸是个思想不能停住一刻的人,就像被鞭子抽着的陀螺。在他没有生病住院之前,只要他一静下来,就会被思想不停地抽着。他想得很多,为自己不能再写出东西而痛苦。他剖析自己,用重重的话批判自己,但是他又拿自己没有办法。那时,他的枕头边上长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之类的书。他看着看着会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他和我说,“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我想我知道。
生病以后,他一点点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代替的那种强烈的愿望。渐渐地,他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他常感叹自己太没有学问,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读书。偶尔他谈起年轻时怎样写作,写得多酣畅,那是他极乐的时光。
有时他在街上散步,会盯住某个过路的人。当人从他身边走过去,走远了,他还会扭头张望。我问:“你看什么?”他说:“没有什么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他能感到生的气息拂面而来。夏天,我们坐在楼下,一阵小风吹来,他立刻仰起头看着树梢,这样他就看见了风。他觉得这风实在太好了,但他没有说,他深深地吸气。对真正美好的东西他是那么敏感。他对人、对人性有极深的洞察。他有好几个笔记本,都没有写满,从上面几乎看不出什么,但他时常记上几笔。后来我想到了,他记的只是一些符号。只有经过他的目光,那些符号才显出真正意思来。而世间一切事物,都可能是有另一番意义的。
我爸爸从来没有让我接他的班的想法,他对孩子的发展基本是顺其自然。我们小时候,只要他高兴就和我们大闹,不管我们是不是睡觉了。他教我游泳骑自行车。在我家马路对面的一块空地上,他推着车子在后面跑,一圈又一圈,然后他撒开手,站定喘息。
小时候,我的作文确实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我念给他听,可我从不记得他帮我修改过。我想因为他从心底里想鼓励我,因此真的就觉得我写得很好了。等我长大也开始写东西,我从来不把我写的东西在发表前拿给他看,他也不要求看。发表之后他看到了,见到我会费点心思说两句好话,这时候就明白他并不真的觉得好。我写出中篇小说《杀人》以后,他看了,再见到我,兴奋又感慨地说:“小方子,你真的行,你可以写出好东西。”这时,我知道了,他对我的小说真满意,真看出好儿来了。
我爸爸常说我聪明,说:“这孩子像我。”我要说,除了性情各方面,我和他还有一点相近的经历。我爸爸很年轻时写出《雷雨》,把剧本给了他的好朋友章靳以,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我爸爸也没问他。我问过我爸爸,“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看?”他说:“他可能是忘了,他就是那样。”后来,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我写的第一个小说是在《收获》上发表的,巴金伯伯的女儿李小林主持《收获》工作。我的四个中篇:《杀人》、《珍禽异兽》、《未被饶恕》、《和天使一起飞翔》都是在《收获》发表,都得到过小林中肯的意见。
曾经,我问过我爸爸写作时的感觉。他说:“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写的时候也不可能。”在他这样说之前,我似乎已经知道答案了。
在我爸爸临之死前的一段时间,他常坐在沙发里。灯光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的头发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色是那么疲乏,已经很难看到灵魂的光彩。但是有一次,他坐在轮椅里,我推着他在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走,对着他耳朵给他讲我正在写的小说,讲小说里人的命运。他听得很仔细,还向我发问。我感到他的兴趣,感到他思想的亮光,从他生命的深根处透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走廊上的那段路。
我爸爸说我是幸运的。他说得对。很多年我看着他为没能再写出东西而痛苦,现在他终于把这份痛苦放下了。他还放下了很多东西,透明的生命回到一个好地方去了。(全文有删节,该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