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月15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重建历史——《近世中国》新书出版座谈会”,发布该丛书下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建平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著)两部新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汪朝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林晓光、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吕耀东等十余名专家学者与作者就新书所涉议题进行了探讨。 《近世中国》丛书是社科文献出版社今年推出的以揭示传统中国迈向现代中国的转折途中之种种面相为志趣,以视角开放、打破惯识、还原真实为指向的近现代史丛书。已经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均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所涉领域内的习惯见解,提供了新的解读,提示我们切入历史的方式和视角可以是多样的,如此才能把握其细腻的层次和立体的面貌。此次座谈会之所以以“重建历史”为名,原因在于此次发布的这两部新书都具备了反思相关领域研究的提示价值,都提供了重新审视相关历史的视角和史实,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丰富面相。 近来,中日间摩擦频发,中日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建平所著《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一书认为,195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其实一直呈“周期性恶化”的发展特征。其对战后以来中日关系的结构、发展逻辑以及日本对华思维的特征的剖析,提示了“政冷经热”绝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发生的现象,而是50年代以来的常态。而一直强调“日本人民”的存在和作用的中国对日政策则明显带有脱离实际的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战争反省问题在双方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没有得到认真处理、而使得之后“历史问题”间歇性发作的原因之一。通过这本书,读者还可以获得审视中国对日外交的新视角。 关于北洋外交,国人最易想到的是“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废约”就是正义、修约就是卖国的判断根深蒂固于许多国人的心中。而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所著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则以实证研究重建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历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线的革命史论述中几乎完全被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的历史意义,提示读者: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北洋修约史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重建中日关系的知识体系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一书审视了在战后中日关系研究领域中日两国的研究现状,指出无论是日本学界主流的“美国冷战政策决定论”还是中国学界普遍的“人民外交”曲折发展成功史叙事主线,都存在“自我观察片面而阐释对方则有概念化、政治化、简单化之嫌”,实证不足而不能深入探讨历史演变本身的逻辑;而如果不能提供有根据的实证研究,不仅会使中国学者在学术交流与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会给现实的中日关系带来不利的知识和思想因素。 鉴于此,该书的目标指向以实证的历史学和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学重建中日关系的知识体系。从耳熟能详的战后中日关系叙事中的“人民友好”这一话语中“人民”所指为谁、“友好”的逻辑何在着手,指出: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构造就是日美同盟对华敌视结构和美国霸权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结构的复合体;而一直强调“日本人民”的存在和作用的中国对日政策则明显带有脱离实际的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有历史连续性的中日关系结构在邦交正常化之“议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处理,这就是谈判过程中围绕“反省”的冲突和后来“历史问题”的间歇性发作的由来。该书认为,“人民友好”表象下,195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其实一直呈“周期性恶化”的发展特征。而只有把握了这种特征,才能在合理逻辑上尝试对日“新思维”。 重审北洋修约的历史价值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的作者唐启华,谙熟民国外交尤其是北洋外交的各类档案史料,是相关领域研究之国际领军学者。 本书主要依据档案作实证研究,重建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历程,详细叙述了中国与德、奥、俄、比、法越、日、西、英登国修约的曲折过程,清晰再现了北京政府、外交部及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官为争国权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展现了近代中国外交的全面性和连续性。北洋修约内容十分丰富,但在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线的革命史论述中,几乎完全被遮蔽,前人的努力成果遭遗忘。之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在于强烈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谴责列强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为不公义,因而不能承认,而是必须废除。在这种思维下,主张“修约”者等同于卖国,北洋修约遂无研究价值。但是若回归国际外交常轨,“修约”自属常态,北洋修约研究可将中国外交与国际外交及国际法发展脉络相连结,呈现丰富多彩的面相。 作为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作品,本书的出版,将会丰富发展民国外交史乃至整个民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