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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尴尬,李连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思路:
李连杰:我一直提出一个观点,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要设立珠海和深圳两个特区,就是在那里实验,不是闭门造车,实验,当它实验了几年以后有结果了,它可以在十四个沿海城市推广,是吧?一定先有飞机,才有航天管制,第一个上天的人谁会管他呢,一定有十个八个以后了,大家说不行不行,得有一个游戏规则,咱们谁先飞、谁后飞,在哪儿飞才会有的。如果永远的大家都等待着法律健全了再做事的话,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在三十年后的成果。
虽然大家都对中国式的慈善之路充满了期待,但在现实中却又面临种种制度上理念上的无形障碍,慈善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模糊不清,相关的监督监管又存在缺失,很多从事慈善事业的热心人士发现,一腔热血之后,他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那么,应当如何走出慈善困境呢?我们再来听听王振耀的分析。
就说我们确实有很多体制、机制方面,那确实他们感觉做起来也不方便,你比如说你在美国,美国现在你看全国吧,基金会就十万多个,它是大量的基层的,那么当然他们的注册程序也很方便,他们的注册程序主要是管钱,管住你的钱就行了,就说你这个钱是多了是少了,你这钱一定要透明,一定不能贪污不能挪用。
实际上,近几年中国慈善基金的透明问题一直备受各界质疑,很多人不愿意把钱投到慈善事业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善款是否真的善用。中国慈善事业遭遇到严重的信任危机。
王振耀:现在在中国有几个慈善组织能注意向人家捐赠者做出满意的回馈呢?
记者:为什么做不到?
王振耀:习惯。
记者:习惯?
王振耀:文化习惯,不尊重普通人。你不让普通人满意,全社会就不满意。
这种状况能否改变呢?时任民政部慈善工作负责人的王振耀亲自搞起了一个试验。他采用的办法是,不仅对善款进行公示,而且对捐赠人进行反馈。
王振耀:你知道给人家打个电话人家就感动得不了了,人家就说,哎呀,我的钱寄到那么那,你们还记着呢,我说得你开收据干什么,不用不用,收据不用,我就是知道我那一千块钱你们收到就行了,后来我们,弄得我们说这老百姓太好了。你给人家回馈,你尊重人家一尺人家敬你一丈这是我这么多年做慈善做公益我的深切体会。
然而让王振耀感到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中还很少能够做到对善款公示同时对捐赠人进行信息反馈。
王振耀:捐赠一定要这样,中国慈善事业要发展,这根如果不扭转过来,大家如果过去的,用过去的说法不把立场这个态度转过来,中国慈善事业我可以说不会有大踏步的发展,
其实就在王振耀负责慈善工作的2005年,中国的慈善法开始着手起草,2009年和2010年,慈善法均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为预备项目。据了解,目前慈善法草案已经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法律层面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同时对于慈善资金的监管也有更详细的制度规定。
王振耀:从整体上我觉得这个法,恐怕和国际接轨的地方比较多一些,会给全社会一个现代慈善的理念,同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体制。这法我估计一定会对中国慈善事业产生比较大的触动。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三字经》的开头也说,人之初、性本善。可见中国人从古至今并不缺少爱心。再看看裸捐的富豪,动不动捐出动则几亿几十亿的财产,还有汶川玉树地震后巨大的社会捐赠额,说明我们现在口袋里确实也能掏出不少钱,用于慈善事业。但有心又有钱却未必能办好事,因为中间缺失的制度以及作为制度保证的法律,是整个慈善事业中关键的一环。历史上,农耕时代的慈善事业有一系列乡规民约来保证,后来计划经济时代慈善事业以政府为主体,而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相关的制度建设当然也应当跟上社会变迁的脚步。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其实,把一颗颗爱心,一件件好事凝聚成一股慈善潮流,形成一种社会氛围是一项更艰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