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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8年12月,七十五岁带病的巴金先生提笔写了《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开始,直到1986年8月,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巴老写毕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为止,完成了一部包括散文一百五十篇、皇皇四十六万余字的大书。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穷尽余年,不怕极左分子诟骂恐吓之声,不避衰病交攻疲惫不堪之苦,以一个单一的主题——鞭挞自己,提醒世人,呼吁真话,痛恨假话——写出这样一部类似“启蒙”的书,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也许只有托尔斯泰晚年的写作可比。然而托翁晚年写的是宗教小册子,巴金则写的是当代中国最急需的一本书。在巴老苦心孤诣的感召之下,万众响应,从者如云。
蓦然回首,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说真话的是否多了,说假话的是否少了呢?我们能否告慰巴金先生的在天之灵(他享寿一百零一岁,于2005年10月17日仙逝)呢?公私各方都没有统计数字,实在难说。或者有人鉴于当今坑蒙拐骗事件层出不穷,会觉得说假话的反而多了。鄙人以为,坑骗事件属于刑事犯罪,和一般说假话性质不同。总体而言不必悲观,进步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巴老的启蒙业已深入人心,满嘴跑火车的撒谎者不能不有所忌惮。你看有些人在说话、写文章时往往隔三差五就要申明一下:“说句真的”、“说实在的”、“说心里话”,表白他的真心诚意(殊不如他这一表白就等于承认先前说的都不是“真的”、不是“实在的”、不是“心里话”)。第二是公众人物撒谎,必然在网络上遭到质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一方面,现在没有金口玉言,没有强迫表态,也没有“奉旨撒谎概不负责”。另一方面,老百姓也变聪明了,自身有了免疫力,无论你说得多么唾珠溅玉,写得何等文采飞扬,我都听着,不一定信,不一定不信,全凭我独立思考作出判断。只要有了独立思考,搞忽悠的成功概率就会降低,假话的市场也小了。——当然,也还有以行政命令推行谎言的,但也能通过民告官去解决,不过,胜诉不胜诉就难保了。
我现在只怕一种“鸡皮疙瘩谎言”:那种怀着伪善的动机,精心编出几句似是而非的魔咒,以突然袭击撤离式灌进你的耳朵,叫你起鸡皮疙瘩的谎言。比如前些日子看电视,赵本山大叔忽然大叫一声:“你们说那老美牛成什么样,这不也找咱们借钱来了吗?”我听了马上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美国派代表团来向我国借款?我怎么没听说?不错,我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但这是一种投资和买卖,与国际借贷完全不同。我国的人均GDP还排在世界各国的第一百位上下,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职工平均工资和农业劳动收入水平都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点五亿以上的贫困人口。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远不是夸富发飙的时候。您是拥有私人飞机的赵本山,可以这样自我感觉良好,但听众并不需要冒虚火发高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