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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塘渔港在蓟运河口彩虹桥南侧的海防路以东,距北塘镇不到一千米,是滨海乃至天津市重要的海鲜输出地。随着北塘的整体开发建设,这里的渔民逐渐上岸,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仍有一部分渔民坚守着这份“祖宗留下来的产业”。
打鱼赚钱是为了活着或者为了活得更好,而这之外,北塘渔民亦有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北塘渔民还是外地渔民,玩和乐是共通的。
守着渔船
睡觉时觉得踏实
家是长年外出打鱼的渔民们的归宿。打鱼赚到钱的渔民在滨海买房,外地来的渔民也会租一间房子供自己休息,但大部分渔民会把船舱布置得有家的感觉。
薛桂莲的渔船不大,但船舱布置得十分讲究,绸缎面的电视套、绣花的枕头、崭新的床单、床头贴的年画……每一处都显出了女主人的精心,“天天漂在海里又潮又湿,把家里收拾得利索点,心情就会好些。”她说。
像薛桂莲这样把船舱称为“家”,是每个渔民的口头禅。对他们来说,岸上的家是“退休”后的家,现在的家就是渔船上的船舱。因为不是本地人,薛桂莲大部分时间更愿意呆在船上,“租的房子只是用来寄存必需的衣服和家当。”
与薛桂莲夫妇不同,王志刚夫妇的船属于没有船舱的小渔船,每天出海回来,都要回到租的房子去住。来此打鱼,为了租到更好更方便的房子,他们搬了五六次家,“一开始在塘沽租的房子,因离码头太远就搬到了北塘,可没过两年,北塘要拆,又搬到了开发区。”王志刚说。
十年的时间,王志刚夫妇租的房子从平房换成楼房,再换成高层,房子越来越好了,却感觉越来越没有家的味道。“以前住的房矮,但人好交流,现在住的房高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也变大了。”前几年,王志刚曾想着换一条有船舱的渔船,在船上再安个家,但随着这两年海鲜产量的下降,王志刚的计划不得不延长。
去年,徐宝元的两个儿子都买了新房,北塘的老家也在最近刚刚拆除。此后,老人就把自己的家当搬到了船上,“从船上搬到岸上,又从岸上搬到船上,转了个圈又回来了。”拆迁前,老人的两个儿子曾劝老人放弃渔船搬到他们那里住,但老人仍固执地搬到船上住。“守着船,睡觉的时候感觉踏实。”
除了海鲜
我吃什么都行
王志刚当年选择打鱼就是因为他爱吃海鲜。现在,王志刚说,“我的胃对海鲜有了奇特的反应,一吃海鲜就想吐。除了海鲜,我吃什么都行。”
为了能让丈夫吃上可口的饭菜,王志刚的妻子隔三岔五就要到开发区去买些肉和菜。“这里有好多渔民都不吃海鲜,每天与这些海鲜打交道,根本没有一点食欲。”
对徐宝元而言,海鲜能吃,菜也能吃,只是上了年纪,就想多吃点青菜。 “有时孙子带些汉堡包之类的东西,说是改善生活。我一点也吃不惯,那么点的小东西,要那么多钱,太浪费了。”
这些年生活好了,徐宝元就不断能吃到孙子带来的新鲜食品,但他还是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菜,不管多晚,一天三顿饭必须要吃。“渔民不能饿着,不然没劲干活,要是在海上体力下降,得病什么的就会有生命危险。”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至今仍能做这条渔船的“船老大”。
而来自山东的薛桂莲每顿饭必吃的是大饼,来北塘十几年,她依然改不了吃大饼的习惯,“大饼卷葱能让我吃到家乡的味道。”
对渔民来说,曾经的北塘镇是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家园。随着北塘的拆迁,这些渔民要重新寻找物质和精神慰藉之地。“现在我们还不太习惯,离开发区太远,离汉沽也不近,以后只能一次多买点日用品储存起来,要不然来回的费用开支太大了。”薛桂莲说。
忙活了一天
卖完海鲜时最快活
每天下午四点,王志刚送走最后一批卖海鲜的客人,洗刷完毕甲板就会招呼附近的“船老大”一起上岸。这段时间是码头上的渔民最惬意的时候,卖完所有的海鲜,男人们都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女人们则开始做饭。
岸上的男人们会煮一锅卖剩下的海鲜,招呼着周围船上的人一起喝酒。每次王志刚都要喝半斤白酒或者两瓶啤酒,“忙活了一天,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最快活的。”
像薛桂莲这样的女人们,在这个时候,除了做饭就是拉家常,但更多的时候,她会独自坐在船头,望着远处的海。海的不远处就是她的家乡——山东。“想的时候,就多望望海的另一边,再过几年就会回去了。”
徐宝元不时也会上岸跟年轻人喝几杯酒,但毕竟上了年纪,他大多数时间还是会独自呆在船舱里,卷一支烟,过自己的“神仙”生活。每当岸边的男人们聊得开怀大笑时,他都会抬头望一望,会心地一笑,“上年纪了,不能像这些年轻人一样了。独自坐在船上发发呆,想想事情,这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
本版文/摄见习记者刘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