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研究报告刊发后，“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成员也曾尝试与相关教材的编写机构取得联系。

　　蔡朝阳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没有得到相关出版社的回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站曾经挂出一个关注《爱迪生救妈妈》这篇课文的出处的文章，我看作是一个委婉的回应但没有正面驳斥我们。我们倒是很期待有回应，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掌握了唯一真理，讨论和争鸣会让问题探索的更加深入，从而让我们的教育受益。”

　　记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上论坛看到，去年9月24日，有网友在论坛里转载了媒体对研究报告的报道。10月10日，用户名为“小语”的网友回复称：“美国1940年拍过一个电影《少年爱迪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到15分钟左右的一段。”在该视频中，的确有关于少年爱迪生利用镜子反光照明的故事。

　　蔡朝阳说：“这本书是我们对2009年这个批判工作的一个小结，目的在于给那些关心教育的朋友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不认为这样做就能迅速地使我们的理念得到大家的许可，也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吕栋看来，这一研究“目前最大的价值是挑起了这个话题，把公众的视线吸引到对教材真实性、美感和价值观的关注上来”。

　　郭初阳告诉记者，《经济学人》的报道出来后，有出版社找到研究团队，希望能请几位成员编写一套小学读本。

　　“阳继波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编写一套小学读本。”蔡朝阳说，“阳继波说，‘现在你们是批判，那为什么不能自己来编一套你们觉得可以给小孩子读的书呢？’我们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编撰。”

　　他告诉记者，现在这套可能被叫做“智慧树果子”丛书的小学生读本已经基本完工。“一套6本，每本都在5万字以内，是我们约了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自己写的，作者有大学老师，也有媒体从业者，内容涉及世界起源、公民素质、经济常识、少儿心理等，用父子对话等方式，创设了很多具体情境，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有趣的方式，讲一些他们应该懂得的道理。”

　　“有人说，做事情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那么如果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算是破的话，我们自己写小学读本，算是立。”他补充道。

　　目前，对小学语文教材的会诊可能不是“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终极使命，吕栋表示，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件事，所以也有局限，“但我们说起过，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顺着初中高中一路做下去”。

　　经典缺失，有科学性差错，存在剽窃和窜改的现象……来自民间的会诊给小学语文教材列出了一系列症状清单。那么，小学语文教材是怎样编写的？教材的编写机构又将如何看待这些由民间“大夫”给小学语文教材开具的“病历”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对人教版第十套小学语文教材主编之一蒯福棣进行了专访。

　　编写人员知识面局限可能导致改写硬伤

　　“每次新版教材一面世，我们就会收到很多热心读者的来信，反映教材中的各种问题。”

　　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读者对教材是否有反馈的话题时，蒯福棣非常坦诚。

　　她表示，因为知识面的局限，编写人员对一些涉及专业领域的课文的改写可能会出现知识性的“硬伤”，“有时候，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也会造成差错”。

　　这位参与过多套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七旬老人告诉记者，小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者很多，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每个家庭都会有小孩子在读小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都会翻看课文。而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某些领域知识了解得特别精确，就可能会发现小语教材中一些非专业人士不易发现的错误。”蒯福棣说。

　　“我们的教材有很多关心者和把关者。”蒯福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于这些来信中提到的问题，我们都会及时处理。一方面给部分读者回信表示感谢，一方面进行‘挖改’。”

　　所谓“挖改”，就是在每年印刷教材的时候，对之前发现的个别错误进行修改。蒯福棣一边说，一边在书本上做出抠挖的动作，“就是把出错的个别字词、标点挖去后，再重新印刷。”

　　她认为，“这些来信能促使我们更加精益求精的工作”。据她介绍，随着新的通讯工具的发展，现在出版社通过多种方式接受读者对教材的反馈。

　　课文更换比例曾达三分之一

　　蒯福棣还向记者介绍了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完善过程。

　　她告诉记者，教材修订完善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出台的关于教育的新的方针政策。比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就需要编写一套新的义务教育教材。二是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会出现新的理念，自然而然会出现新的、需要关注的课题。“比如环保问题，20多年前的教材中没有涉及，而现在就需要引导孩子们从小关注。”蒯福棣举例说。“在2000年的教材修订中，我们就增加了关于保护环境的课文。像《清清的溪水》、《爷爷和小树》、《小狐狸卖空气》。”此外，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反馈的信息是教材修订的第三个依据。

　　“在最近几套小学语文教材的修订中，课文被更换的比例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很多都是根据对一线老师和学生的反馈收集作出的更换。”蒯福棣说。

　　据蒯福棣介绍，为了完善教材，在教材试验过程中，人教社的编写人员会深入实际，广泛征求教师、教研人员对教材的意见，还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

　　她回忆道：“我记得一个版本的五年制四年级的课本里有一个写回信的练习。当时，我们想结合考查学生，并借此机会听听孩子们的意见，请他们说说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课文及其理由，觉得教材中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此次调查共回收了1479封回信。“孩子们都很愿意说。我们对这些回信内容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学生的看法和想法，再对教材进行修改。”

　　在这些回信里，学生们列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课文，包括《十里长街送总理》、《古井》、《我们家的猫》、《倔强的小红军》等。有学生在来信中写道：《十里长街送总理》这篇课文特别感人，一读就想流泪，好像自己也去送总理”；“《倔强的小红军》中的小红军和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很敬佩他这种舍己为人的品德”；“老舍先生把他家的猫写活了，我仿佛真的看见大花猫的古怪性格和小花猫的调皮可爱的样子”……

　　学生们也列举了他们不喜欢的课文，甚至有些还是名家之作，如孙犁的《采蒲台的苇》、茅盾的《天窗》、郭沫若的《芭蕉花》等。“孩子们反映这些课文含义较深，他们不大读的懂。”蒯福棣说。

　　她告诉记者：“通过认真分析来自教学实践的大量信息，为教材的修订完善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