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试点改革逐步过渡到全面改革，经济的开放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也促使地方竞争策略变得日趋雷同。由于财富增长最终会通过当地经济增长的各项硬指标反映出来，尤其是GDP增长率是一个地方经济综合实力的体现，各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有限，为了能够谋得更有利的升迁机会，通常都会在任期内全力追求当地经济增长，这就不可避免地选择短平快的增长方式，即所谓外延式的或者粗放式的增长，结果通过持续的高投资来获得高资本积累，以及不断地耗竭资源，以此为代价来换取高GDP增长率。

　　这样一种地方政府竞争下的增长模式带来了太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常常提起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同时也增加了中央调控经济的难度。1994年我国推出了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制度化的控制力度，也促使中央调控地方政府行为的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和稳定。分税制实施以后，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不过，由于地方政府考核制度以及官员管理制度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分税制也没有给予地方太多的自主权，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竞争策略虽然有很大变化，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竞争模式却没有发生改变。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赖资本，这就意味着促进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而不是劳动。投资拉动型增长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源逐步耗竭;劳动所得收入份额很少;并且投资的波动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仍然具有宏观调控周期的特征。进一步看，由于地方政府主要抓经济建设，虽然失业问题不严重，但由于财政资源有限，招商引资竞争中的各种优惠政策会降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重复建设以及基本建设投入过大，又导致了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公共支出比重相对较低。这种竞争的后果就是，有限的财力并不能用于当地居民身上，而是被少数人所享有。从而，这样一种地方政府竞争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社会稳定。

　　所以，表面上看，由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了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让很多外国人瞠目结舌，但正如当年的亚洲奇迹一样，埋藏有无数的隐患。金融危机让许多人认识到，30年的增长形成了对投资和出口的严重依赖，如果要降低未来经济风险，增强经济安全，只有刺激内需，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才能够实现。不过一旦想到这一点，就会陷入一个窘境当中，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使得居民财富水平全面增长，但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用基尼系数来度量，我国达到0.47，已经处于分配最不公的国家和地区之列。这还仅仅是指收入，并没有指其他的不公平方面。

　　很显然，收入的不公平会导致居民提高消费水平的意愿以及空间都非常有限，而收入之外的其他方面的不公平又导致居民获取收入的难度增大，进而会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其中最严重的大概就是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的不公平。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会持续恶化，财富会逐步远离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可能会固化下来，并构成不稳定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