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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封《法学博士清华大学王进文致工学博士潍坊市长许立全先生有关拆迁问题的公开信》在网络流传。王进文博士证实,该信确实是他所写,事因家乡房屋在未签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于凌晨被拆(12月1日《新京报》)。
清华博士因老家被拆写公开信的舆论冲击效果是明显的,收效也是显著的——“官员忙进京协商”就证明了“公开信”的价值所在。只是,这王进文的幸运注定是不能被复制的。但他的追问和呼吁则具有公共的价值:我“绑架”了清华,“绑架”了博士,“绑架”了法律。但需要反思的是,我“绑架”了这些,谁“绑架”了我,谁“绑架”了那些面临野蛮拆迁的人?
唯有直面这些问题,才不至于让“面临野蛮拆迁的人”只能对博士产生艳羡的情绪,而是寻求公共的解决之道;也唯有如此,才能让博士的归博士,清华的归清华,拆迁的归拆迁,这也是社会的常态要求。
但是,当地政府和官员的回应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仅仅是从“例外”和“个案”的角度来对待博士“绑架”清华的悖论。这不能不说是背离了舆论的期待,是背离了制度化解决问题的长久选择。
近年来,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野蛮征地、拆迁,使得公民的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一次次被践踏。公民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以卵击石的抗争,在这一抗争中,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公权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对普通民众来说,如何解决私权悬空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有达到博士不用“绑架”清华也能维护权益的时候,才能跳出私权悬空的陷阱。
私权落地靠“绑架”清华仅仅具有讽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