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都知道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经济活动中收受回扣等现象如此普遍，李彦为单位承揽项目向当事人行贿，自己并没有从中渔利，是否应当由他承担刑责，又以什么方式来承担刑责，的确是个难题，法院从轻发落也自有其理。由于行贿的决定是由该院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的，李彦只是执行人，所以单位同事都认为其“替人受过”，甚至称他是“我们单位的英雄、功臣”。对诸如此类的案件，显然应当有适合新情况的司法解释

　　(譬如追究一班人的责任)。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付出了各种代价的，包括司法。对种种符合潜规则和违反规则的行为，我们常常采取很大的容忍度，并把它作为“投资环境”的一部分，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不惜在其他方面采取姑息的态度。在一个特定时期，这或许无可避免，或许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其后续影响无疑是深重的，因为它使人们对司法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而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的底线也可以轻易突破，还有什么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呢？有法不依不但对具体的法律条款本身是个嘲弄，也必然瓦解司法本身。

　　这个案件让人觉得需要特别关注的原因还在于，近年来职务犯罪案缓免刑比例太高。据最高检今年11月18日披露的数据，从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超过了三分之二。除此类案件当事人特殊量刑困难外，有关人士称，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交际面广，关系复杂，一旦案发，求情打招呼者不在少数。因此，案件审理往往受到诸多干扰，量刑难度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