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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荣先生主编某出版社的2010年度“中国最佳杂文”,用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封约稿函,叮嘱我挑几篇短文备选。我不假思索,很快就机械地移动鼠标,粘贴、回复、发送成功,算是完成了一桩差事。
不久,收到王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没礼貌的伊妹儿》,大意是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书信的电子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便捷了,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淡薄,信写得越来越短,越来越不讲究礼仪,甚至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读完文章后,我也没多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和王先生联系,这才恍然大悟,王先生正在给我敲“木铎”呢!我那封邮件,除了文稿之外,不也是什么话(哪怕是“谢谢”、“请多关照”之类的客套话)都没有吗?顿悟之后,不禁大为汗颜,赶紧给王先生去信,责怪自己的疏懒,感谢他在细微之处对我的言传身教。
说起来,我们的书信文化也可以称得上是源远流长了。单是“书信”一词,就有“简牒”、“尺牍”、“素书”、“华翰”、“雁帛”、“鸾笺”、“鲤封”、“鱼书”等等诸多雅称。即使是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从英语音译过来的“伊妹儿”,也仍然不乏诗意,引人浮想联翩,没有辱没汉字的令名。
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流传甚广、脍炙人口的书信集,比如《雪鸿轩尺牍》、《秋水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等等。至于没有编成集子的零篇散章,更是浩如烟海,其中多有生花妙笔,金玉良言,或者愉悦身心,或者给人启迪,千载而下,传诵不已。写景者,如吴均《与朱元思书》:“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言情者,如陈凤仙《答周煦春书》:“念兄之姿貌也,六郎似莲花也;忆兄之才华也,李白唾珠玉也;想兄之笑语也,萧郎吹凤箫也。早知相会倍相思,何似当初不相识。”论学者,如黄庭坚《答王子飞书》:“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原,四海会同者也。”励志者,如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述怀者,如李卓吾《与耿克念》:“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讽世者,如海瑞《复王七峰琼山知县》:“今人居官,且莫说大有手段,为百姓兴其利、除其弊,止是不染一分一文,禁左右人不得为害,便出时套中高高者矣。”……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现在似乎已经成了绝响。这是一个书信死了的时代:我们不再用书信表达亲情,取而代之的是“爸:钱,快!儿”之类的催款单;我们不再用书信表达爱情,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物质诱惑;我们不再用书信表达友情,取而代之的是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即使是时髦的博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短,成了零碎的微博。我们身处交流无限便捷的时代,但却失去了交谈的闲情,这真是一个奇怪而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