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岁末年初，往往是走亲访友、礼品馈赠的高峰期。一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或非法利益的人往往趁机向领导干部送礼行贿。节日期间成为权钱交易的“高发期”、“高危期”。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节日前后是走亲访友、礼品馈赠的高峰期。以人情往来名义的行贿行为蠢蠢欲动，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不小的考验。

　　摊开案卷，可以发现，许多官员的落马都和“节日”密切相关。

　　拜年实为拜权

　　前段时间，温州市龙湾区委原常委、区公安局原局长施德扩因受贿66249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施德扩因为打黑有功，曾被老百姓称为“打黑局长”，然而，不久后，他就走上了“黑色之路”。

　　2003年10月27日，温州某洁具公司因涉嫌偷税被龙湾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11月3日，龙湾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拟对该公司董事长张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这时候，得知风声的张某展开了行动，他层层托转关系，终于联系上施德扩，在施的关照下，这家公司涉税案件得到解决，张某“安然无恙”。

　　2006年底，张某因涉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被温州市国土资源局移送龙湾区公安分局审查。这次又是施德扩出马，保住了张某，案件被退回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处理，张某再次逃过一劫。

　　张某为何如此嚣张无恐？原因其实很简单，张某早就是施德扩家中的常客，每年春节前后，给施“拜年”，奉上财物。拿了别人的气短，吃了别人的嘴软，施德扩自然要照顾“拜年人”。

　　给施德扩“拜年”的，远不止张某，还有施的下属，麻某、徐某、杨某等人。当然，他们的年不是白拜的，奉上财物也不是没有所求。

　　“拜年”果然有神效，不久，施德扩就对这些下属在职务升迁等方面予以“关照”。

　　以人情往来的名义发生的行贿、受贿行为私密性很强，受贿者往往抱着侥幸心理接受。因此，节日期间就成为权钱交易的高危期。

　　廉关沦为敛关

　　节日期间，走亲访友、相互拜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利用年节期间跟有权力的部门和官员套近乎已经见怪不怪了。表面上看，“拜年”似乎是人情往来，出于友谊，无可厚非。然而，“人情”一旦和权力扯上关系，就完全变了味，以礼代贿成为一种官场潜规则，本该把好的“廉关”因此沦为“敛关”。

　　据记者对近两年发生的100起腐败案件的统计来看，被查处的贪官第一次收受钱物，打开贪欲之门，多半是在节日期间，80%以上的腐败行为，也是发生在节日期间。

　　去年11月19日，鹿城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温州市水利局水政监察支队原支队长吴思震提起公诉，其所受的钱物，基本上是在“拜年”的名义下。

　　既然拜年这么“温情脉脉”，当然就有人以为拜年没事。于是一旦“东窗事发”，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相似的一幕：辩护律师和贪官坚持认为，“拜年礼”属于“人情往来”，不是受贿。

　　巨化集团原董事长叶志翔为自己辩护时，虽然承认节日期间收了礼金，但也称这纯属无奈，因为这种钱属于“人情往来”，不收，情面难却，所以在事后，他只好通过其他方式对行贿人进行补偿，如帮助炒股赚钱、提供投资建议避免投资损失等。

　　“这种为‘节日病’而进行的辩护，其实是很无力的，通常情况下，节日期间收了礼物，只要存在为他人谋利的行为，通常都应被认定是受贿。”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那种认为节日期间收受钱物没事的想法，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专家认为，无论多么漂亮的理由，领导干部只要收了不该收的礼，无论用什么样的“风俗习惯”来辩解，都难掩违法乱纪的事实，都是苍白无力的。

　　病症变着花样

　　廉不廉，看过年。包括元旦、春节在内的节假日，正成为关键领域反腐的关键时段。

　　事实上，“节日腐败”远不止发生在那些已经被披露的案件中。“现在，一些官员在受贿时，如果收到的是钱，通常要掂量一番，毕竟现在收钱有危险性。”一位法律界人士分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变道”：送上一些昂贵、但很容易变现的礼品，比如金条、名酒、名烟、奢侈品等。

　　值得注意的是，官员“节日病”还远不止显而易见的受贿，官员的“节日病”症状正呈现多样化。在高档酒店里，一些机关人员借着“过节”的名义，狂斟豪饮，大肆挥霍公款吃喝；在一些旅游点，相当一部分是公款旅游的。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借节假日大操大办……这些都是‘节日病’的具体表现。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个共同点：要么把不是自己的钱装进腰包，要么把不是自己的钱花掉。”这位法律界人士介绍，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节日病”已经远远超出人情的概念，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腐败。

　　“年节腐败”泛滥，将会极大损害干部队伍的形象。近年来，临近春节，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有关部门都会发出通知，严禁党员干部用公款搞相互走访、相互送礼、相互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等。但年年打“预防针”，年年还有人顶风违纪。

　　有专家认为，仅仅发通知还不够，现在很多行贿者和受贿官员都有了“抗药性”，重要的是加强监督，特别是纪检部门在节日期间应集中开展专项检查，把各项“禁令”落到实处，才能遏制“年节腐败”滋生蔓延。

　　春节本就是喜庆的、祥和的节日，作为领导干部如果由于过节不廉导致心神难宁，为此后的幸福、仕途、事业埋下祸根和隐患，那真是得不偿失。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安：之所以会产生官员“节日病”，主要是因为有些人利用节日的特殊性。其乐融融的氛围，往往能使人放弃警惕性，加上一些官员故意装糊涂，伪装分不清“礼尚往来”和受贿之间的区别，故意混淆公与私之间的界限，于是种种“节日病”也就容易缠身了。但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明白，不收别人的礼，不欠别人的情，不办违规的事，才能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廉洁过节心自安。

　　公务接待领域中之所以问题多多,主要是由于现有的一些制度脱离了公务消费实际,或者是制度规范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难以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同时,由于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缺乏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腐败分子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便利,在公务接待中搞违规动作。

　　抑制吃喝之风、保持行政成本正常增长,不仅要保持预算的公开,更要保证决算的公开,建立事后倒查机制

　　近年来,公务接待呈现出恶性发展势头:一是违规消费日趋公开化；二是金额呈刚性扩张；三是牵涉人员和范围广；四是违规接待呈弥散性；五是对违规接待认识上呈模糊性。

　　公务接待领域中之所以问题多多,主要是由于现有的一些制度脱离了公务消费实际,或者是制度规范不健全。

　　从长期来看,抑制吃喝之风、保持行政成本正常增长,还是应该在保证预算科学的前提下实行预算公开

　　“一个月仅吃喝就花约206万元”；

　　“一次政府接待午餐花费3万多元”；

　　“两天两夜的行程消费不下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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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连续发生的天价公务接待事件强烈刺激着公众的眼球。

　　临近年底,大大小小的单位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招待高潮。公务接待在公务活动中不可避免,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不少地方、部门,公务接待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成为一种不正之风,甚至演变为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公务接待呈现恶性发展势头:一是违规消费日趋公开化；二是金额呈刚性扩张；三是违规接待牵涉人员和范围广；四是违规接待呈弥散性；五是在违规公务接待认识上呈模糊性

　　近日,广东省汕尾市烟草局长陈文铸被曝光涉嫌多项腐败,人称“史上最牛烟草局长”,引起社会各方关注。

　　此外,汕尾市烟草局长还是当地人尽皆知的“吃喝大户”。

　　据汕尾市烟草局2010年“业务与财务公开”显示,当年3月份该局业务招待费达206万元,4月份微微“下滑”至196.42万元。仅仅是2010年,1万元以上的“大额招待”至少有400次以上,全年平均每天吃喝1次多,最高的一次消费达8万多元。

　　此外,在汕尾市烟草局,就连外人看来油水甚少的单位食堂“厨房接待”,也充满“玄机”:花费比市场上的高档酒楼还高得离谱,一次接待费用达三四万元的屡见不鲜,甚至有过一天吃掉13万多元的纪录。

　　如此大吃大喝,被人认为是“违反了生理规律”。

　　事实上,如此“违反生理规律”的事件不一而足。

　　2010年12月27日,国内一知名网站论坛出现题为《曝光海门市接待四川绵竹市官员消费与场所名单》的帖子。帖子称,海门市审计局在一次公务接待中,一共两天两夜行程,竟然出动了24名公务人员陪同15名来客,工作交流不到4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吃喝玩乐,消费不下10万元。

　　2011年1月15日由江苏省审计厅、南通市审计局和海门市纪委、监察局联合调查的“接待门”有了处理结果,当事人海门审计局局长施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

　　上述联合调查结果显示,网民质疑的六大问题,虽在数额等方面有出入,但当事的海门审计局及施平本人在收受红包、公车私用、以权谋私等6个方面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纪违规行为。

　　经查,2008年至2010年,海门市审计局公务接待费按规定总额应控制在64.2万元以内,实际发生额为95万余元,3年共超支31万余元。

　　除了经济发达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外,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在吃喝上也“不甘人后”。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

　　据公开资料显示,本来县财政就吃紧,城墙坍塌都无资金修缮,而成名后的平遥古城却为名所累,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全县一年公务接待人次超10万人,仅此一项就少收入1200万元。

　　对此,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龙太江认为,近年来公务接待中表现出腐败迹象:“公务接待耗费巨大,超标严重,而且呈现出几个令人担忧的恶性发展势头。一是公务接待违规消费日趋公开化；二是公务接待金额呈刚性扩张；三是违规公务接待牵涉人员和范围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四是违规公务接待呈弥散性；五是对违规公务接待认识上的模糊性,认为不贪污、不受贿,吃喝没关系”。

　　两个原因导致公务接待腐败严重。一是,目前相当多的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外循环；二是,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难以监督

　　对于当前吃喝成风的现象,赵襄(化名)丝毫不感到吃惊,作为某地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见惯了这种迎来送往的场面。

　　“2010年年底已经狠吃了几回了,集中拉到郊外一个度假中心开会,开完总结会就吃饭,四五百块钱一瓶的酒成箱成箱往上搬。”赵襄说。

　　赵襄经手的花钱最多的一顿饭,花了将近三万元。

　　“楼上领导吃,楼下司机吃,领导吃两万,司机吃一万。”至于宴请的是什么人,赵襄也不太清楚,“应该是对我们领导的仕途能够形成直接影响的人”。

　　“有一次上级部门派来了一个工作组,人家就点名要住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喝酒都是五粮液,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很明显超标了,但也没办法。”赵襄说。

　　“在天价接待事件被曝光后,很多人提出,政府预算在接待费的设置上应该有一个标准,比如每年的经费是多少,人均的经费是多少。”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中心教授王敬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事实上,这些标准都有,只是执行起来很困难。上级领导来检查,你怎么可能给人家吃二十块钱一顿的饭?”

　　赵襄也认为,虽然公务接待都有严格的接待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容易“破例”。

　　“比如喝酒,虽然我们规定接待用酒不用外地高档酒水,但在用餐时,负责宴请的人一般会征求客人尤其是上级领导的意见,有的领导只喝固定品牌的高档酒,我们总不能说这里没有,让客人尤其是领导扫兴吧。”赵襄说,“还有一个是在用酒数量上无法控制,这里的人热情好客,一旦碰到酒量大的客人,酒水常常超标。”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注意到,根据2006年中共中央办工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国内公务接待是指“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而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目前,公务接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操作的标准。

　　“公务接待领域中之所以存在这么严重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说到底是由于现行公务消费体制漏洞多、隐患多。”龙太江认为,现有的一些制度脱离了公务消费实际,或者是制度规范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难以规范公务接待活动。

　　“同时,由于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缺乏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腐败分子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便利,在公务接待中搞各种违规动作。”龙太江指出。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公务接待腐败严重。一是,目前相当多的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外循环,很难掌握具体数目；二是,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实际决定权掌握在政府而非人大手中。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人大难以监督。”

　　从长期来看,抑制吃喝之风、保持行政成本正常增长,还是应该在保证预算科学的前提下实行预算公开

　　有业内人士提出,接待超标成为常态的背后是行政费用支出的年年增长。

　　一组被人们广泛提及的权威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而且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

　　前不久,有关部委的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

　　“从宏观上来说,我们过去很多有关的研究都表明,在中国,行政运行的费用一直是居高不下的,有人估计超过了30%。换句话说,预算支出中可能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是政府部门自己来运行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运行成本高,这涉及行政管理本身的问题,管理中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人员,我们的机构是不是太多了,还有我们许多事项是不是招投标实施得非常严格,能不能把成本控制住,我觉得这还涉及公共管理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税收的超幅增长态势。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消息: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比2009年增长22.64%。而根据经济学界普遍预测,2010年我国全年GDP增速将达到10%左右。

　　行政支出和税收都超过GDP增长,坊间对此非议颇多。

　　尽管关于税收和税负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多次解释,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税负过重,于是有研究者毫不客气的指出——“税负过重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开支过大。庞大的政府机构系统,加之形形色色的其他‘吃皇粮’的队伍,几乎将每年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吃掉”。

　　“税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行政成本,行政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务接待。”王敬波说。

　　由此,王锡锌建议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进行预算公开。

　　“关于‘三公’的预算,有不少官员提出,‘三公’中的接待、公车等等项目是放在不同的预算项目中,并不是单独列为一块。比如说接待费用可能算到行政管理费的预算中了。”王锡锌说,“在我看来,‘三公’可以作为预算公开的一个单独项目,这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更繁琐而已。”

　　王敬波也认为,从长期来看,抑制吃喝之风、保持行政成本正常增长,还是应该在保证预算科学的前提下实行预算公开。

　　“不仅要保持预算的公开,更要保证决算的公开,也就是说事后建立倒查机制,明确钱都被‘吃到’哪里去了。”王敬波说。

　　事实上,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年初,中央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同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八项要求的通知》。最近,“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严格财政管理和监督,公务接待原则上零增长。

　　但有业内人士直言,落实的效果不太令人满意。

　　因此,为了彻底解决公务接待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专家提出,需将整个公共财政进一步纳入法治范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省人大负责人指出,要建立、健全依法治税理财的组织架构,构建法治财政的组织保障体系。目前的治税理财的组织架构包括立法、执法、行政、监督等机构,总的来说是健全的,问题在于相互制衡不够,机构职能衔接不紧。特别是行政执行机构彼此配合不主动、不密切,再加上政府机构仍带有计划经济既高度集中又部门分割的痕迹,不少部门工作环节存在着有法不依或违法不究的空隙。这种状况使公共财政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甚至使公共财政由政府财政变成部门财政而被肢解,造成政府财政不完整,使一部分财政资金的收支脱离法律法规的约束,不能真正用到公共服务领域。

　　这位负责人进一步指出,应该建立健全财政资金收支活动全过程的法定程序,构建法治财政运行的程序规范体系。职权法定、程序正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是建设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法治财政的基本要求。建设法治财政的核心和根本,是使公共财政为党依法执政,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行政、实现政府法定职能和工作目标服务。这就要求要把财政资金的收支置于政府的依法管理之中,限定在法律范围之内,决不允许任何个人滥用职权肢解和浪费财政资金,坚决杜绝以权压法、以情代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