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哪个建议最能切中要害？对此，四位专家就此“论剑”。

　　刘纪鹏认为要改变发行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吴晓求提出要“建立高效高速的退市制度”；华生的观点是：第一，禁止转送股本，第二，禁止改变主营、重组卖壳退市，第三，出台快捷的通道申诉；林义相称“改革要配套，不能只改定价，要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相结合”。

　　刘纪鹏详细阐释了他的策略。他说，创业板“三高”超募，起源点在发行上。应根据中国国情和创业板的特点，借鉴国际经验，创业板应该从实质上的核准制向形式上的核准制过渡，把责任主体真正明确保荐人和券商头上，如果出了问题停止他的市场准入资格。

　　同时，他提出一定要放开发行规模。他认为，中国太多的企业等着上市，但是上不去，规模没有市场化的询价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创业板市场一般来说是高成长、高风险的市场，但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快速的退市机制，它首先就不是一个高风险市场。这样的话，创业板会成为一个没有成长的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的本质是完全背离的，”吴晓求表示。

　　为了体现这个市场是一个高成长、高风险的市场，他认为建立高效的退市机制是最重要的。如此，就可以把高成长的企业选择出来，同时也可以建立起真正的风险机制。

　　至于退市标准如何确定，吴晓求表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不希望创业板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比如不希望创业板企业是一个做假的企业，谁做假就退市；不希望创业板企业是连续亏损的企业，连续亏损是要退市；不希望创业板的企业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拿了钱不是放在主业，而是放在投资委托，这样的企业也要退市；创业板的公司不应该是一个违规违法、信用很差的公司，如果一旦有操纵市场的行为，就要退市。“总之，是建立一个完全有别于主板市场的退市机制、标准。”吴晓求说。

　　“从发行到定价，再到二级市场，再到退市这是一个整体过程。”林义相表示，改革是个整体，做一件事情要考虑配套、要连贯，就像一个水管子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外面绷带捆得很紧，进很难、出也难，只把定价放开，一下子出现问题。

　　他同时对“因担心资本市场上有企业破产、倒闭、退市，就把门槛提高、要求很严”的逻辑提出质疑。

　　“这个担心是不成立的，”林义相说，第一，早晚会有企业倒闭、退市，这个责任不是监管部门，是一个自然现象，在认识上要想清楚，一定把发行门槛放低，“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创业板的企业，它真正的标准比法定的标准高很多。”

　　至于“创业板企业在资本市场圈钱严重，把发行规模放开，是不是市场资金不够”的说法，林义相表示需要辩证来看：如果一旦市场预期到了，符合监管规定的企业都能够上市，那么，很多企业都去上市，还会有投资者会愿意出90倍，甚至更高市盈率买它发行的股票吗？不会了。

　　对这一观点，吴晓求表示“不赞同”。

　　“如果治理创业板的问题，特别是所谓‘三高’，我想发行制度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市场没有风险压力的机制，发行制度怎么改都没有用，你无非把它改到20倍市盈率，无非是上市后价格翻三倍，没有任何的变化。”吴晓求说。

　　他认为，发行制度的改革的确没有太多的空间，而且市场化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里面有瑕疵，瑕疵在于股东结构上，而发行制度本身很难说有瑕疵。“股东结构出了问题，股东结构操作着发行定价，这是核心，也是寻租股东在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没有高效、快速的退市机制，当然会出现这种现象。”

　　“扩大供应量的办法，我不赞成，”华生说，可以想像，如果按照现在的上市标准，一万家企业要求上市，而我们的资本市场20年才上了一千多家，如果马上让创业板上几千家，这个市场就会一片混乱，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

　　“我认为他们的办法，有点像我们过去听到的老故事，驼背拿两个门板一夹，肯定治好。”华生说。

　　华生表示，可以用扩大发行量的办法，但效果也是有限的。

　　“现在的发行‘三高’只是集中在微型的小企业上，农业银行没有‘三高’。目前能够迅速出台而且是击中要害，迅速解决创业板的‘三高’现象的措施，才是有效的措施。”华生说。

　　对此，他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条，禁止创业板“三高”企业在5年内送转股本。创业板之所以炒作，无非就是他们募集来这么多的资金，可以10送10，可以反复地这么做。如果把这一条抽掉，就是釜底抽薪。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询价的问题，还有市场估值定价太高。给它釜底抽薪以后，大家觉得这些企业5年内没东西可炒，市场定价就会大幅度地下移。

　　“我觉得这一条做起来很容易，而且现在正好刚过年，马上开始送转股，如果出台，我相信市盈率至少下来20%到30%。”华生表示。

　　第二条，宣布创业板市场禁止改变主营，禁止卖壳重组。他同时表示同意吴晓求提出的关于退市的意见。他一贯主张有一个快速的退市机制，那是最后的威慑手段，可以立即做的就是明天宣布创业板市场一律不得改变主营，不得卖壳重组，这样又得下来10%。

　　第三条，是针对询价的。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说询价机构把价搞高了。因为二级市场定价比它询出来的还要高，询价机构承担的主要责任就是真实性，就是上市公司对它披露的信息保证真实性，不能过度包装。我们现在看到过度包装、美化上市公司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我觉得，第三条的建议就是，证监会应该立即出台一个快速的申诉通道，凡是有虚假包装，有过度美化，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申诉，申诉以后，快速通道裁决，以后的损失由他们承担。”

　　“如果有三条措施，降低40倍到60倍就有基础，其他的慢慢研究。”华生表示。

　　而对于遭到华生反对的“扩大供应量”的观点，刘纪鹏表示，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非常庞大，资本市场是中国崛起的主战场，这一点一定要尽快培育起来。现在着眼点是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在讨论创业板当中，应该把规模搞上去，这也不会带来过大的市场压力。

　　他同时表示，现在关键核准制度，这个瓶颈涉及到发行制度改革最核心的内容。现在“审”和“监”是合一的，这在制度上是不合理的现象。

　　林义相称，实际上我们说抑制高市盈率不是简单的打压高市盈率，而是造成一种制度和机制，使得企业的价值能够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市盈率水平。

　　与此同时，他表示并不赞同华生所提的几条措施。

　　是否允许送转股本，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公司的价值和市场对它的评估，只不过是一个纯操作性的技术问题，但是市场上会有些作用，从中长期来看作用有限。

　　至于“禁止改变主营”这一点，林义相称自己接触到大部分的创业板、中小板企业的老板，他们都干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换了好多主营，只不过可能在最近三年、五年找到了现在的主营，活下来了、做大了。“创业板企业也会根据情况变化有所改变，不能断了他在有必要时改变主营以求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路。”

　　现场，华生进一步进行了阐述。“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允许降低门槛，让企业大规模上市，通过这个办法来压低创业板的价格，这个是完全不可行的，这样做会出大问题。”

　　华生称，一方面是这个市场上鱼龙混杂，什么都有，到时候投资者会责问监管层是如何监管市场的，为什么在一年两年时间里一下子有几千家创业板企业，那时候大家更加义愤填膺，“这个主张好象有道理，实际上并不可行。”

　　对于刘纪鹏提出的“如果每家募集两亿，也不会消耗市场很多钱”的说法，华生称这“只是他的想象”，因为究竟募集多少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即使当时IPO募集资金不多，但二级市场定价很高，那么减持出来的市值还是一个惊人的市值。

　　叶檀认为，如果说中介机构的责任是明确的，给它的惩戒如果足够严厉，它是不敢这么做的。

　　《经济日报》产经新闻部主任崔书文表示，目前创业板的治理确实需要配套治理，从发行制度、退市制度等几个方面确实是都需要去完善。他提出，有些事情应该是发现问题，要及时地办，这很重要。

　　《证券日报》常务副总编董少鹏表示,“以募集资金总量控制发行规模，不等于行政性控制定价，而是维护社会资金的使用的公正公平公开，不能让上市公司拿超募的资金去炒股、理财。”

　　“市场化方向不能改变，这点坚定不移，但是要搞真正的市场化，要让能够具备条件的企业都有公平上市的机会，就要改变发审环节，不能不改这个环节，同时把责任主体放到中介机构，再到交易所。”刘纪鹏说，现在大家都在主张退市，退市出的问题，谁来负责任？如果落实保荐人头上，它就会慎重，反而对投资者负责了。(朱宝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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