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胡江云

随着经济社会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持续出现了好几年的“劳工荒”，并且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工荒”的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在逐年增加。也就是说，外出务工者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内地自己家乡获取实际收入之间进行比较，在短期收益、长远发展之间做出选择，发觉外出务工并不划算。

如果外出务工者选择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去打工，可以获得比家乡所在地相对高的工资，但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上涨，扣除房租等必备的基本生活费用外，剩下的实际收入即真正可支配的收入常常不理想，低于其原来的预期。如果原准备外出务工者在家乡所在地从事原来的农耕，不耽误自己农田耕作的基础上，可以在家乡从事一些短工，还可以更多的闲暇时间与其家庭成员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既赡养老人又培育未成年子女，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劳动强度不大，身体损害和疲劳程度大幅下降。

从短期来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务工者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特别是建筑业、制造业领域，好一点是技术熟练工，差一点就是学徒工，难以进入设计、管理或更高层次，工资报酬主要采用计件制来计算，年工资收入难以明显提高；即使雇主给予学习、培训机会和向高层次发展空间，务工者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绝大多数劳工只能生活在底层；此外还得承担经济收入损失、没有社会保障和无人扶助的风险，例如由于各种原因，一些雇主不支付劳工的工资，拖欠、克扣工资是常有的事情，不给劳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障金，务工者得了职业病雇主不愿承担责任，劳工只能忍气吞声。从长期来看，不外出务工可以与子女、父母在一起，既能够照顾老人，也能抚养未成年子女，特别是子女成长过程中心理十分健康，而外出务工者的未成年子女要么前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要么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前者在发达地区生活和受教育成本非常高，也容易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后者在家乡常年缺乏父爱、母爱，难以健康茁壮成长，不仅容易荒废学业，而且容易患有孤独、抑郁等心理疾病。20世纪90年代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工大多进入不惑之年，逐渐丧失体力劳动能力的优势，随第一代劳工进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子女成为第二代劳工，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与父辈的第一代劳工截然不同，不愿意成为“贫二代”，但极易成为“盲二代”。

当前，我国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一系列惠农、支农、扶农政策，例如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保护农民利益，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积极性逐步发挥出来；我国加快实施区域政策，特别是东北振兴规划、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中西部地区进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各种特殊经济功能区，例如重庆“两江新区”、皖江经济带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扩大内需政策，国家重大项目主要落户在中西部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劳工平均工资水平而言，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等等。另一方面，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社会成本等逐步提高，十几年来那里的劳工平均工资没有明显地提高，一些企业随着跨国公司产业转移，逐步迁往中西部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劳工在自己的家乡就有许多工作机会，也不愿前往沿海发达地区，避免劳顿之苦和减轻那里的生存压力。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工荒”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劳工荒”反映中国劳动力状态进入新时期，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中的所谓刘易斯拐点，那将是一个持续数年的过程。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来讲，难以招到劳工，特别是技术熟练工，“劳工荒”造成了经济损失。劳工属于弱势群体，长期无法用“手”投票只好用“脚”投票，因而这也是对历史长期欠账的一个回答。另一方面中国劳工的自我意识特别是有尊严的生活意识越来越强，不仅反映社会在不断进步，而且反映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在不断变化，迫切要求改变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地位。雇佣劳工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最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及其配套企业，他们多数是外向型企业，劳工生产、加工制造的产品最主要面向海外消费者，中国用最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长期供给全球发达国家，国际分工地位长期不理想。因此，“劳工荒”不仅折射出对劳工长期历史欠账的回答，而且折射出中国内地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诉求，折射出中国希望摆脱“价廉质次”形象，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努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诉求。

因此，“劳工荒”可以说是社会基层民众对自己生存的基本诉求。假设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适当提高劳工工资，雇主不拖欠、克扣劳工工资，假设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完全落实劳动法，给予劳工正常的权益和社会保障，合理分享当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假设劳工得到各种公平和机会，也能享受当地城里人的待遇，子女入学和就业一样公平、公正，那么就是那里就是人们向往的和谐社会。

“十二五”期间，我国要进一步解决大家关注的民生问题，防止土地开发侵占民众利益，切实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特别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利用“倒逼机制”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