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罗生门”时间。房产税、限购令……“最严调控”举措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相比依然高企的房价本身，代表委员们更加关心楼市调控的方式以及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认为难度不小，“实际需求其实并没有减少，只是被压制了。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有对政策调整的预期，以及对需求的判断，开发企业不一定就会大幅度调整房价。不仅如此，一旦限购取消，难保市场不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星河湾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近日则称，调控压力很大，北京、上海等城市今年成交量至少会下滑60%，“卖不出去，肯定要降价”。黄文仔预测，希望今年楼市“回落20%”。

　　从开发商角度，王超斌建议，开发商需要缴纳人防费、环境评估费、蓝图审查费等50余项费用，涉及到约25个政府部门，总体费用占到开发成本的33%，因此控制房价应取消部分行政性费用。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也认为，中国各地房地产市场税费确实名目繁多，有些地方竟然达到60种。不过，一方面要为企业减负，但也要“严格控制开发商将一些不合理的费用全部打入房价成本，由消费者买单”。

　　在各地加速落地的楼市调控“国八条”细则中，限购、限贷被视作威力最大的两记杀手锏。而对于这一限制消费需求的政策，业界也素有异议。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打击面过广。

　　王超斌就认为，限制二套房贷打击投资、投机可以理解，但首套房的优惠取消却加大了普通人的购房成本。对于限购令，王超斌认为这是“在大城市筑起了一道篱笆墙，把许多有正常购房需求的外来人员挡在了外边”。

　　王超斌还举例称，有人在北京工作了三四年，但因为拿不出五年的纳税凭证就不能买房，人家给北京作出贡献，不让人家买房没道理。

　　对于改善型需求，王超斌认为限购令同样存在“误伤”，“如果有人有两套住房，想把其中一套置换成一套更大的，目前来看，他再买第三套房就会被限制，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他正常的改善型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说，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起步很晚，人多房少，市场房源存量不足的问题会长期存在，所以限购政策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是“限购令”的拥护者之一。在李稻葵看来，“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在目前地产价格持续攀高的形势下，“限购”就像给高烧病人的一剂退烧针，“有其副作用，但无疑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