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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雷锋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当时很冷,零下40多摄氏度。每个人只有一床被子,一件大衣和毯子,我们在班里烧炉子,站岗的要添煤,大家表现都很好。”张兴吉说。
作为班长,有时候难免批评其他战士。张兴吉说,雷锋也是个有个性的人,是对的就是对的,有点倔。有次星期天,雷锋请假出去很长时间不回来,违反了部队规定,回来后也没吭一声。在当晚的班务会上,雷锋当着同志们的面作检讨,但也没有说出去做好事了,只说碰到战友,耽搁了一两个小时。
1961年,雷锋当上副班长后,和张兴吉的交流更多了。此前的1960年11月8日,两个人还同一天宣誓,同一天入了党。
班里其他人思想或者生活上有问题,往往都是雷锋去谈心。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谈不上,战士每个月只有6块钱津贴。战士周述明家里比较穷,雷锋以周述明的名义给他家里写了一封信,还寄了20块钱。
张兴吉说,乔安山是班里最笨的一个,全班包饺子,乔安山怎么学也学不会,以后就专门负责烧火。运输连的车都很破旧,新兵都想多开车,好提高技术,雷锋就专门和乔安山开一个车,有意识地多教他。
和雷锋共同生活的2年8个月,雷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已成为张兴吉一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珍贵回忆。这些年,他常常思考,22岁的雷锋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觉悟?
“本质上,雷锋有一种感恩的思想。”张兴吉说,“他的本质决定了这些东西。我坚信雷锋是个好人!”
陈广生:这个士兵不简单尽管已进入3月,沈阳仍是寒风凛冽。
端坐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有着“第一个写雷锋”之誉、曾是雷锋生前所在团俱乐部主任的陈广生今年已80岁高龄。老人满头银发,声音洪亮,除了耳朵有点背外,精神矍铄。
书房里摆放着许多与雷锋有关的书和物品,几个厚厚的夹子里,甚至有雷锋牺牲前的作品《向阳坡上长劲苗》的第一次打印稿。
雷锋当兵前后的那三年,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在陈广生的记忆中,那时候国家特别困难,老百姓吃不饱饭,军队供应也不足。团党委号召干部战士节约零食,支援地方和老百姓,共渡难关。
1960年七八月份,雷锋事迹开始出现。当时连队到团政治处汇报,常常讲起雷锋的事迹。陈广生当时是上尉正连职干部,平时爱写点东西,所以也经常听汇报,找素材。
“当时团里收到两封信,分别来自抚顺市和望花区,一封明确找雷锋,另一封找一个小个子兵,原因都是说他送了100块钱。”陈广生说,“那时候200块钱相当于现在两三千,一个新兵津贴每月只有6块钱。这200块钱对我们震动很大,当时大家都勒紧裤带过日子,都很困难。后来一查是真的,团政委韩万金当时就对我们说,雷锋这小子真了不起!”
陈广生主动请缨,陪同宣传股长吴广信到运输连调查,开座谈会,找人谈话,找雷锋本人谈话。
“吴广信问得很仔细,当谈到母亲死的情景时,雷锋就哭,我们心里也很不好受,在旧中国都受苦。吴广信哭了,我的眼泪也往下掉。”谈起往事,陈广生声音哽咽。
后来,吴广信让陈广生根据谈话写成一篇《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的材料给韩万金政委看。韩政委感觉雷锋文化程度不低,让雷锋自己改,雷锋把标题改为《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
“我一辈子没有放弃宣传雷锋精神,就是这两句话触动了我。”陈广生说,吴广信也说这个士兵不简单,不是文化程度问题,而是感情问题。
因为亲友中曾有人在伪满时期当过警察,陈广生为了入党,奋斗了10年。而雷锋入伍仅10个月就入党,他至今看来都觉得是个奇迹:“我那时候当兵都十几年了,没有发现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就入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