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对于学生，他是一座坚实的阶梯；

　　面对患者，他送去的是健康和希望；

　　而将我们祖先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医药学发扬光大，更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张伯礼一生获得过很多奖励，但对今年获得的荣誉格外珍惜，他把荣获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十大时代先锋”称号，视为党组织给予自己的最高褒奖。无论是坐在诊桌前，还是站在讲台上；无论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还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张伯礼始终牢记党的宗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一个医生和教师的使命

　　张伯礼的执教是从行医开始，自从穿上白色的诊服，为患者解除病痛，便是他一生的不舍。诊桌前的沧桑岁月，让张伯礼懂得了幸福和快乐，还有追求与梦想。无论工作多忙，如今的张伯礼都坚持每周出三次门诊，每次门诊看30个病人，这对要兼顾教学、科研、管理等事务的他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坚持。

　　1982年，张伯礼走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天津中医学院的讲台。行医过程中一天天加深的感悟和眼前一张张渴望知识的面孔，让他深感肩上责任的沉重。从被人称为老师的那一天起，一个医生和教师的使命便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

　　几千年来，中医教学和中医理论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学生与弟子的感悟。为了使中医教学科学化、标准化，2008年，张伯礼主持制定了《全国中医药本科医学教育标准》，规范了中医办学条件和基础；2009年，他组织的世界中医学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获得通过，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和标准化。

　　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医人的努力，中医药人才队伍不断成长壮大，中医作为一门科学也一天天成熟起来。走中西医结合的诊疗之路，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已是很多医务工作者的选择。

　　把中医中药做大做强的决心

　　在多年的诊疗实践和教学工作中，张伯礼始终强调中西医的互补，努力探索两种医学理论相结合的诊疗方法。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全世界都束手无策，疫情考验着人类几百年来建立起的现代医疗体系。在“非典”最猖獗的时候，张伯礼主动向上级党组织请战，要求相关部门发挥中医中药在治疗“非典”中的作用。在天津市委支持下，张伯礼组建了中医医疗队，并由他任总指挥。在人们的期待与怀疑中，“红区”中冲进了一支中医队伍，在病人的治疗方案中，也有中草药。

　　从试着把第一服中药送进病房，到在“红区”中成立中医治疗病区，中医的治疗效果，在一个个“非典”病人的不断康复中显露出来，中药让病人摆脱了对于大量激素的依赖。治疗结果证明，少用或不用激素，可以减少患者的药物并发症。在后来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御“非典”情况的考察中，中医的治疗效果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和赞扬。

　　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有后来发生甲流，依次验证了中医中药在抗治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同时也更坚定了张伯礼把中医中药做大做强的决心。

　　推动中药在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是要弄清楚药物的有效物质和作用原理，探索方剂配伍规律和作用机制，张伯礼把它叫做两个“清楚”。为了实现两个“清楚”，经过多年实验和一系列科学检测，张伯礼提出了组分中药理论。组分中药理论的提出，是中医药理论发展进程中崭新的一页，为中药研制和生产提供了科学的方向。

　　根据我国中药生产和临床使用的实际情况，张伯礼提出了中药的“二次开发”和“大品种”战略。2008年，张伯礼想帮助天津市改造传统中药，希望能够得到配套资金，他向市领导当场立下了为天津中药产业打翻身仗的军令状。

　　5年过去了，天津市产值过亿的中药品种已由原来的2个，发展到现在的9个。原来30个中药品种总产值12个亿，现在已达到35个亿，其中最大的品种已经做到10几个亿。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先后承担了国家“七五”至“十一五”重大攻关等项目40余项，两次担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是国家“创新药物”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他还参加了中医药现代化顶层设计，主持和参加起草了全国《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等文件，为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

　　2010年，全国中药产业产值3200亿，相关产业产值已经达到7000多亿元。

　　2010年，张伯礼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复方丹参滴丸”，通过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二期临床试验，这标志着中药在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每年的七月，都是张伯礼最幸福的时刻，他在这个花红果香的日子里，用充满爱的目光，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硕士。在一次又一次的毕业典礼上，他向这些莘莘学子传递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理念，期待着自己的后来者能够服务患者，造福人类，把中医中药做得更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