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载：考察干部当然是全面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对正定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端正作风教育一直紧紧抓在手上。为了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他提出六项规定，要求干部必须遵守。这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

　　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1月召开的正定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各位同志都应当有敢于创新、开拓前进的劲头，以虎虎生气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给群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还提出注意正确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长到400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在他的努力下，正定由一个“高产穷县”发展成了全面发展的先进县。

　　经过3年多努力，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时候，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干部群众都觉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

　　采访组：您很关注青年干部的锻炼、成长，曾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汇报干部工作情况和工作建议，其中也曾提到过习近平同志，请您回顾一下这些信的内容。

　　何载：去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收入了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些信。今天我稍微展开讲一下。

　　1982年12月28日，我给胡耀邦同志写的那封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中央为干部‘四化’特别是‘知识化’采取了重大措施，已为广大干部称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极少数，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有可能。”

　　我给胡耀邦同志举了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举的就是习近平同志。我写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经过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但获得干部和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再提拔”。

　　“他们半年以前还在机关默默无闻，刚下去时又有争议，但仅仅多半年，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曾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有不满的同志迅即改变了看法，认为是‘好苗子’、‘信得过’、‘放得下心了’。”

　　“据调查，全国1700万干部，有大学程度的284万，约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别为27％、25％，新疆、云南最少（均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去，有56800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较快度过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这种‘投资’和‘基本建设’。”

　　两天以后，胡耀邦同志就批示了这封信，并抄送几位领导同志：“大专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使用、锻炼问题和提拔知识分子的问题，具体怎么样配备，怎么样提拔，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请你们研究清楚以后，提出一个大致可行的政策，不要把事情设计得太繁琐，太死，而要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胡耀邦同志对此事的重视。我没有想到，我写给胡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经过他批示，就形成了中央的一个文件。

　　1983年2月5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一些工作。“春节期间，我到河北省邢台和石家庄住了几天，接触了一些群众和干部，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大家说‘翻身多亏毛主席，致富要靠邓小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干部问题，要向你反映。”

　　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三个是这样的：我们党在培养使用年轻干部问题上采取的“‘扶上马，走一程’的做法，开头很好，但时间不宜太长，应以班子基本就绪为限。”“例如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等年轻干部都是省、市、区认定的‘好苗子’、‘信得过的优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议，对他们应放手使用。他们虽是大学生出身，但都各在基层摔打了七八年，夯实了群众工作的基本功，都能埋头苦干，忠党爱国，勤于学习，善于团结干部。有些同志反映，他们虽被扶上了马，但缰绳还没给他们。”

　　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就对这封信作出了批示并抄送几位老同志，认为“建议很有见地，请考虑如何成为全党的观念”。这个评价很高了。

　　后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第三封信，这是一次汇报会的简报，而这个汇报会则源于胡耀邦同志对中组部的一个指示：“你们这些人没工夫下去，可以请一些县委书记来组织部汇报，打通上下级的联系。”

　　1984年9月22日，中组部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召开了一个汇报会。我是中组部秘书长，汇报会的具体工作由我来做。我找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到中组部来汇报，河北一次就来了四个。

　　汇报当中，其他的县委书记谈得比较常规：是怎么做的，怎么发展的，优缺点是什么，还有自我批评等内容。习近平同志的汇报则与别人明显不同，他在谈正定县的发展思路时，体现出的是一种大局观，一种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从一个小县城的发展，谈到中国的人才战略、资源战略，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人口不断增加，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而且，他还谈到，北方传统农业地区，要重点促进农工商的协调发展，因为“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只有三者并举，均衡发展，才能全方位适应发展的需求。再一个，习近平同志还提到了地区发展要有长远规划，提到了工业与农业的结合，提到了要有“工农联盟”的思想等等，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让与会人员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思路很清晰，很有创造力，很有思想。

　　散会以后，我和尉健行副部长交换意见，我说：“习近平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县委书记，居然有这么长远的战略眼光，这可是一个栋梁之才！”

　　尉健行同志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那你就写个简报吧。”

　　我在给胡耀邦同志的简报中写道：“我们召集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大家都谈得比较具体，特别是其中有一个讲得很好，有战略眼光，有‘工农联盟’的思想。我们感觉到他是个栋梁之才。”胡耀邦看了简报之后，在“栋梁之才”下面画了三个横线，这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后来向我透露的。

　　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才。这个栋梁之才，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后来，中央决定把习近平同志调到福建厦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去锻炼。临行那天，我送他上飞机。在机场，我作为中组部的同志，和他谈了话，希望他到了福建厦门，要多注意调查研究，工作要扎实，等等。

　　习近平同志说：“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

　　我说：“这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努力，组织上只是给你创造工作的条件。”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我也去看过他。后来，他调到宁德以后，我和福建的两个同志也一起去看过他。

　　采访组：请您就当时的考察和这么多年对习近平同志的了解，谈一谈他的工作特点、工作方法，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素质和品格。

　　何载：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勤学加实干。我去过正定好几次，每次去他办公室，都看到桌子上摆着大量书籍、报刊，有马列主义著作，有毛泽东思想著作，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总是堆得满满的。他平日里都是博览群书，一有时间就抽空加紧学习。

　　习近平同志也非常善于向老同志学习，我认识的很多老同志和他都是好朋友，无论北京的，还是地方上的，习近平同志都经常和他们谈心，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工作提供参考，从不自以为是。此外，青年干部们对他也都很熟悉，反映他非常善于和大家交流，从同志们身上取长补短，开拓思路。

　　通过不断学习，习近平同志处理工作上的问题越来越得心应手。他工作上踏踏实实，也注意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他自己写的书，题目都是他自己出的。无论他到哪一个地方工作，那里的历史、文化、经济，他都了解得非常细致。

　　比如《摆脱贫困》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就很感动。这本书是他在福建宁德的调查，里面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其中还有一两篇记者的采访稿。没有学问，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没有丰富的工作实践，更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善于学习，是干好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领导干部需要具有综合素质，对一个地区的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都要熟悉和掌握。而习近平同志不仅是熟悉和掌握，关键是他“干一行，学一行，成功一行”。他在正定先抓农业，农业上去了；抓工业，工业上去了；抓文化教育，文化教育也上去了。管党建和干部，干部的积极性有效地调动起来了。

　　还有，习近平同志勇于担当，有高度的责任心，这也是他做好工作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现在领导干部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我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接触过的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很多，个别地方上的“一把手”没有什么责任担当，他们不是干工作，而是应付工作，上面怎么说，他就照猫画虎，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极个别干部品质更恶劣，不仅平日里“懒政”，有了重大突发事件，他们不能挺身而出站在老百姓前面，而是自己先跑了。我在湖南某地待过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发了水灾，当地“一把手”和纪委书记竟然第一时间跑掉了。这样的官员，即使不贪污、不受贿，吃老百姓的粮食也是一种浪费。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这个地区有一次遭受了强台风侵袭，他不仅没有躲闪，而且在第一时间冲到前线去指挥战斗，和救灾的人民子弟兵、受灾的老百姓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那一次，我正好在福建调研，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见了很多过去一起共事的人、熟悉的人，都向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能走到今天，既是党组织对我的培养，也是你们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以我的名义、打我的旗号干私事。同时，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明确提出不能以跟他的关系为借口，来办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