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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南充市查获一起非法制售假药逾200万元的大案。自1998年以来，涉案人母安勋、王洪太肆无忌惮地制售假药、过期失效药，销售给个体诊所、药贩和药店，甚至堂而皇之地摆到了市中心的镇卫生院。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将兽药撕去标签，贴上买来的人用药标签当作人药卖。这种以人为兽的敛财行径，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然而，当记者追踪采访这起制售假药案时发现，现有的法律和打假手段在一些方面对造假者显得无奈和无力，难怪老百姓对打假有了“假打”的印象，这其中的诸多“难处”，提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从法制建设角度探寻解决“假货越打越多”的路径。
住所就是制假车间，标签一换兽药充当人药
去年11月3日，一封举报信里夹着一包假冒哈尔滨某厂的阿莫仙寄到了阆中工商分局。经济检查大队的工作人员拆开包装后，发现这包药外观粗糙，胶囊里的粉末手拈润滑，嗅之不臭，烧起来却有一股糊臭味。工商人员认定有假药嫌疑。但是举报者没有署名，也没有说明买药的地点。
11月15日，又有人举报：一个叫母安勋的人制售假药。阆中工商分局跟踪3天后，19日对保宁镇药品经销商母安勋住所、药品批发部和仓库进行了突击检查。
现场情景让工商人员大吃一惊：在母安勋的住房里，阳台前、抽屉里、鞋柜中、冰箱间、床头下，到处是药，成捆的药品商标标识更是数以千计，刚从南昌李渡寄来尚未开封的一次性输液器有10多件。在库房里，工商人员又发现了日戳机、数字铅钉、印台等作案工具。母安勋还干着一件丧尽天良的事：将兽用的土霉素片、氯霉素片、四环素片撕去兽用标志，再贴上买来的假商标、包装充作人药销售，工商人员当场查获的兽药总额近万元，母安勋交待已售出2360元。
母安勋真药中混杂假药，兽药伪作人药卖还算是小批量“偷偷地进庄”，他交待出来的西充县王洪太则是公开地大规模造假。
11月22日下午，西充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在县城金龙三路棉麻日杂公司3号仓库，堵住了闻风正在转移药品的王洪太。这个仓库不到20平方米，后窗全部封死，工商人员从中查获大批假劣药品、假冒商标标识、兽用药、已经换上人用标识的兽用药和包装、胶带等作案工具。
在王洪太的两个仓库里共发现人兽药品62个品种71270瓶（盒），按市场价计算达100万元。其中人用药品57种，兽药品种5种。查获各种假冒国内知名药厂的药品商标标识5万余张，药品内外包装箱1万多个。这些假冒品涉及全国46个生产厂家的品牌与注册商标，从严迪、利君沙、头孢氨、卞青霉素、阿莫西林，到金嗓子喉宝、达克宁胶囊，广告上有的药几乎全被仿冒。
王洪太交待，从1998年11月以来，共购进兽药15360瓶，伪造成人药售出3765瓶。
据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同志介绍，人药与兽药虽然药理大致相同，但控制标准、卫生指标等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兽药一般含量高、纯度差、杂质大、卫生标准要求低，有的剂量指标要高出人药2至4倍。如果人吃了兽药，严重者可能致残、畸形，带来二重感染或引起胃肠道、神经性等不良反应，有的可能会引起血液系统的不良反应，甚至引发白血球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比如人用土霉素每片含量只有0.25克，而兽用每片0.5克至1克不等。这次查获的四环素更是国家有关部门早已禁止销售给儿童的药品。国家法律法规一直严禁将人兽药混杂销售。
此案事发后，南充市立即成立了由工商和公安部门共同组成的案件协调督察组，抽调100多人查找已当作人药销售的兽药。目前，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拉网式检查两次，共收回这类药2785瓶。阆中市已将两名从母安勋处进过兽药的涉嫌人立案调查。
据悉，这两个案件均已移交公安部门。西充县将查获药品送检25个，已鉴定寄回来的19个，全部是假药。就连标称是大邑兽药厂生产的5种兽药也全是假冒品。而阆中市从查获的800个品种中抽出可疑品种103种，已有结论的28种也全是假药。
制假已成庞大地下系统，打假只是揭开冰山一角
这起特大非法制售药品案曝光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四川省领导批示快办严处，绝不留情。阆中市公安部门已排查出涉案人员12名，并对母安勋、杜竹英和涉嫌滥用职权等罪的原卫生局副局长刑绍勇、药政科长王?实施逮捕。
今年35岁的王洪太被抓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下我完了”。据他交待：1989年开始卖烟，挣了10多万元，1995年就买了房子。他嫌一盒只赚几分钱的烟生意太小，又开起了发廊，挣了六七万元，但也觉得不是好生意。正在这时，阆中的母安勋给他指了一条发财路：到成都市五块石市场买假药来卖。
此后，王洪太感到真正找到了发财的路。他买兽用氯霉素3角钱一瓶，而人用假药是6角钱一瓶，真药则是1元多。他每瓶6角钱卖出去，生意很好。利君沙更是一本万利：假药进价一件500元，650元卖出去，而正品价格每件要16万元。数百倍的暴利，使假药店或工厂如同生产钞票的机器。母安勋交待长期在他那里进药的有100多人。
王洪太和母安勋的造假手段十分简单，买回假药、假商标、假包装和一个印戳机、一个数码印。过期的涂改生产日期，假冒的贴上商标，兽用的撕去标识再贴上人用的假标。两人的造假窝点全在市中心居民区里。王洪太租了一个库房和一间民房，雇两个小工帮助造假。白天，人一进去就锁上门，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客户需要什么药就贴什么商标。到晚上再用塑料编织袋包起装运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就连5米之外的门卫也只知道有一个姓王的，租了仓库也常来，但不知道具体做些什么。王洪太交待，他从不在西充卖药，只卖给外县一些乡村医院和个体行医人员，并不直接卖给消费者，而且无照无证，没有厂名和地址，不交任何税费，甚至连账都不做，4年换了4个加工地点。
这两人进药主要是成都市五块石市场。王洪太说，到成都五块石一般在市场转上几圈，就会有人来问买不买药。你说买药，对方就问要哪些药。把药名说了，人家就拿样品来。看后觉得可以以假乱真，就谈价格，交现钱。交货时对方直接用车送到车站，联系只通过电话和传呼。根本不知道对方药从何来，仓库在何处，有没有门面，货主是什么人。拿的次数多了，相互间熟了，买药时只打个电话，告诉所需要的药类、数量，把钱汇过去，几天后，“药”就通过长途汽车托运回来。只到南充车站接货便是。
这一个个制售假药的“地下工作者”往往“活动隐秘，单线联系”，不易发现，罪证也难查清。王洪太交待了在成都的3个供药人和一个提供商标包装的人，但这4人都已闻风藏匿，失去踪影。警方多次查找，打手机关机，打传呼不回，又不知道是哪里人，什么职业。源头在哪儿、谁在生产、生产线在哪儿，均一无所知。
据办案人员讲，现在外地有很多有价值的线索，但基本都无法查实。不做账、没发票、不知对方的地点，使打假往往只能揭开冰山的一角，不能从根本上摧毁和打击，这是假货横行的又一原因。
执法者处境尴尬，除恶务尽尚需治本之策
记者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打击造假售假的社会环境尚未得到有效改善，执法者也有一言难尽的尴尬。
母安勋的非法经营，是以合法的“阆中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市中区批发部”的名义进行的，母还是这个批发部的负责人。因药案已被停职的阆中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龚林洪告诉记者，售药人员得有上岗资格证，不允许将国有的医药经营单位的执照转让、出借给个人使用，这些政策他们都懂。但现在零星药贩对国有公司冲击太大，经营十分困难。公司虽然是独立法人，医药卫生局照样下利润指标。
去年3月，他们派一位公司副经理到绵阳、成都等地考察，发现个体挂靠国有公司的比较普遍。回来后，就与母安勋签订了“连锁经营目标责任合同”。这份以上交利润4.9万元为核心的合同的签订，使一直偷偷摸摸卖假药的母安勋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的药堂而皇之地进入到阆中市内100多家个体诊所、药店，甚至乡镇卫生院，还远销剑阁、南部、西充等县市。目前仅初步核实从母安勋处进药的卫生院就有阆中市天林、保宁、垭口3个，进货额11万多元。
许多人向记者反映，现在农村非法行医突出，兽医给人看病、输液、打针。据南部县反映，有的乡镇兽医站竟成了农民群众的“住院部”，兽医卖人药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诊所药店偷着搞批发，国有医药企业出租出卖营业执照和接受不法挂靠，让不法药贩披上合法外衣，逃避执法部门检查等情况也十分突出。
一位医政管理人员认为，这些问题存在的关键是医政部门执的是“豆腐法”、“秀才法”，手段缺乏，人员少，经费不足。不是太大的事，公安没法介入。有时你检查他关门，明知屋里有鬼，但没有搜查权。全局正式职工22人，要负责城乡公共场所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卫生保健、饮用水、医药、医院等多项管理与执法工作。因此，运动式、突击性的执法多，日常的市场管理就难以到位了。
执法部门的尴尬远不止这些。阆中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董志攀队长告诉记者，这个案件调查取证困难重重，法律规定不详，使他们办案压力特别大。比如经销额，现在证实的约百万元左右，而且是真假混杂。按《刑法》规定，母案要构成销售假药罪，首先一条就是要危害人体的健康。但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发现致死人命，也无法证实对人体造成了危害。公安部门找到四川省药检所要求出具这些药足以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证明，都下不了结论。因为假冒药成分多是豆粉等，治不了病，也害不了命。就连最让人痛恨的兽药，也只是说兽药制做的卫生、含量标准不如人药严，要构成对人体危害没有铁的证据。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现在扣了不少药，但检出是假的只有28种，如果查实金额不到5万元，就构不成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从母安勋处进药的100多人没有一个
承认自己知假买假。要真正将母安勋绳之以法，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假货横行害国害民，党和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决心和行动从未停止、动摇过。然而，随着造假升级而出现的发现难、调查难、定罪难，给打假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有关专家指出，尽快规范市场经营，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处罚力度，是遏制药品造假的当务之急。药品关乎人民的生命安危，不管在哪里，只要发现有造假行为，都必须一查到底，严惩不贷，决不可姑息养奸，否则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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