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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朱?基应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邀请，3月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了记者提问。这是朱总理1998年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以来，第4次在“两会”闭幕后召开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被第一个点中提问，问题是：“我们注意到，您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财政赤字问题。如果再连续几年增发国债的话，财政风险会不会逐渐加大？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朱?基：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策，这个政策执行三年以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个是外贸出口的大幅度的下降。199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到1998年，中国出口变成了零增长，以至于负增长。中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发生了一些危机或者说挤兑，中国国有企业约有一千万职工下岗，因为需求不足，开工不足，工业的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供过于求。当时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究竟采取什么对策呢？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方说，有人建议人民币应该贬值，以促进出口；也有另外一种主意，应该把国有资产卖了，就可以渡过这个危机。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策，这个政策执行三年以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三年发行国债3600亿元，搞了15000 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带动起来了，都带活了。
中国的人、财、物都不缺乏。财，我指的是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很多。但是，由于工业加工生产能力过剩，没有多少有效益的项目可以利用银行的存款，银行还得照付利息。如果这些国有银行的资金不能用起来，那么对国家财政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采取由国家财政向银行发行国债的形式，把银行的资金动用起来。另一方面，我们有些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只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把一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利用起来。
发行国债的资金大都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这三年，我们修建了17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改建和建设的电气化的铁路1万公里，长江几千里的大堤都达到了防洪的标准。所以，再遇到1998年那样的洪水我们也不害怕了。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污水的处理，环境的改善，全国的生态和环境保护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个效益大家看得很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还启动了工业生产，使许多国有企业三年摆脱困境，增加了税收和利润。国家财政的收入大大增加。所以，我们从去年，也就是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三年，使得财政收入大大的增加。去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13880亿元，比1999年增收了1960亿元，跨了很大一个台阶，使我们能够还债。
中国的财政赤字是增加比较多。但是，所有的国债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有能力使这个国债能够得到偿还，没有任何风险。
去年我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在新疆见面时问他，现在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你有什么意见？他说你现在国债的余额是多少？我说1?2万亿元，包括了历年借的国债，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4％。他很干脆地说，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还差得很远。当然，我并不是因为他说了这个话就放心了。从去年的实践看，财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亿元，我手里有钱，真金白银都回来了。所以我放心。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们国务院今年再发1500亿元国债，用于现有项目的建设和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建项目。我估计明年可能还需要再发1500亿元。我估计两年以后，现有的项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已经初具规模，随着国有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财政收入的增加，社会资金渠道的开通，我相信今后就不需要再发这么多国债，或者说不需要再发这种建设性的国债了。
德国《金融时报》记者就中国政治改革问题向朱总理提问。
朱?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我们党内的各项制度要进行改革，包括干部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也都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
日本NHK记者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向朱总理提问。
朱?基：日本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和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如果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事实，歪曲历史，不但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会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
这些教科书是由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文部省来审定的，所以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以言论的自由来推卸这个责任。听说已经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据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映，这种修改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并不是谁要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和亚洲，包括中国的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问题，也是关系日本人民利益的问题。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包括高层的来往。我再次重申，我邀请森喜朗首相今年访问中国。去年我应他的邀请，实际上我是应小渊惠三前首相邀请访问日本，可惜他已经逝世了，我们表示悼念。后来森喜朗邀请我访问日本，与日本人民进行了友好沟通，我至今难以忘记。我重申，欢迎和邀请森喜朗首相访问中国。
中央电视台记者就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问题向朱总理提问。
朱?基：本届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成功的。1998年以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通过机构改革，使包括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干部从33000人减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说减了一半，没有发生任何的动荡。现在各省区市政府机关也按照同样的比例进行了精简。今年我们又确定，对市县乡的机构按照20％的比例来进行精简，辞退编外人员。这些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和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好处，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我们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一些干部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不是很清楚。我们还在进行改革，去年我们对十个国家局进行了改革，这是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还要对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部门，比方说国家工商局、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和国家进出口检验检疫局，要加强，要升格为正部级。当然，职能的转变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我们将继续努力。
俄通社记者就上海五国首脑会议及西部大开发问题提问
朱?基：“上海五国”元首今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次会晤将继续过去的成果，通过首脑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进一步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一项重要决策。我想，首脑会议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促进相互合作。
CNN记者就人大对“高检、高法”工作报告的表决结果向朱总理提问。
朱?基：今天人代会上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这个结果反映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国务院的工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一定会改善我们的政法工作，反腐败工作。但是，我认为，这并不表明人民群众对我们丧失信心，人民群众是信任我们的。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就中国吸引海外人才提问
朱?基：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们要从海外留学生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充分地吸收和利用人才，来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引进人才的重点部门，是我们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行业和部门，比如说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管理层。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就NMD、TMD及中美关系等问题向朱总理提问
朱?基：中美关系是大家所关心的。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新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从华盛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作了非常认真地研读和仔细解析。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们得到了满意的澄清。有些问题我们感到是误会，需要沟通，我们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钱其琛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就是我们在高层次的沟通。我也收到了国务卿鲍威尔的来信。
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中美两国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的发展。
我相信中美两国16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
我们被明确告知，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履行美国对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关于我们两国存在的分歧，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通过平等、互相尊重、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他也相信，台湾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
当前，在和平与发展是主题，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很高兴地听到鲍威尔先生讲，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贸易方面，我们还是伙伴。而且他也认为，在其它领域我们也应该进行合作。因此，我看这个分歧不算太大。我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开亚欧会议的时候，我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是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之一。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
布什总统接受了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出席今年10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访问北京。我相信这是我们相互沟通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中国明确反对NMD。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只会导致国际上新的军备竞赛。我们多次明确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知道，布什总统表示会和中国进行协商。
法国《世界报》记者就中国股市及A、B股合并时间等问题提问
朱?基：对股市，我们既定的方针就是要加强股市的法制、规范、监管、自律。最近中国证监会对于B股的改革，是对股市整顿和改革的一个新的尝试，它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目前居民手中拥有的近800亿美元的外汇，开辟一个新的投资的渠道。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投资B股，促进B股的发展。至于A股和B股会不会合并？证监会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也不排除它们合并的可能。但这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吧。
《人民日报》记者就社会收入差距及政府相关措施等问题提问
朱?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到目前还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中国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
我认为，由于如下一些原因，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
第一，是因为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由于目前粮食的相对过剩，粮价的下跌，农民收入有所下降，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已经把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完成，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因此，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完善和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再就业的工作，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由于某些行业，或者因历史的原因，或者因垄断的优势，收入过高。我们即将对这些垄断的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进行体制改革，消除他们的垄断地位。当然，我们还会通过税制手段来缩小收入的差距。比方说我们个人的所得税制，最高的应该交45％，也就是他的收入的近一半应该交给国家，这些方面我们执行得还不很好，今后要更好地改进和依法征收。
总之，三句话：“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Sｋｙ Nｅｗｓ记者就江西小学爆炸事件等问题提问
朱?基：对江西万载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我的心情感到很沉重，我要向牺牲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
发生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有多次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责任，我感到心情沉重，应该进行检讨。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江西省省长立即从北京赶回江西，进行善后处理，公安部也派出了专家调查组，对爆炸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正式的调查结果报告，我前几天已经向报界宣布了。在我讲话以后，有少数媒体认为这一次爆炸是由于学校生产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亲自要求公安部长贾春旺再派遣了一个6个人的专家调查组到江西去进行微服私访。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比方说这个学校在1999年曾经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学生对爆竹进行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去年萍乡炮竹案爆发以后，学校停止了这种活动。另外，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找到生产和装配这种花炮的证据。
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么样，历史是不能隐瞒的，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能够水落石出。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否定原来的结论。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一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完善和重申已经制定的法规，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生命的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就新世纪海峡两岸关系及台湾问题的解决等向总理提问
朱?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所有领导人的讲话是明确的、一致的，这就是要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来办事。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我们从1979年以来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来促进“三通”的实现。我们的原则从来都是很明确，那就是“一国两制”，直接、双向、互惠互利。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提问：“‘十五’计划完成后，总理您到时会在哪里，您认为什么时候您不再适合担任公职？”
朱?基：我最近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媒介，特别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朱?基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不中用了。也有的香港报纸说，可能这次朱?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他最后一次报告了。我想他们也说得对，我是比你们在座的人老多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由我来做，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我来做。因此，明年的记者招待会还是我来回答问题，今天提问题?有提够的明年再来。
至于说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干什么，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过，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做。不过请大家不要误会，死而后已，不是说我要老呆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就中国金融秩序整顿及证券监管重点等问题提问
朱?基：从今年开始，中国的证券市场的任务，或者说中国证监会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监管，通过法制规范的办法，来实行公正、公平、公开。当然，监管重点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今年这项工作要取得突出的或者说比较显著的成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就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由其引发的乡镇财政困难等问题提问
朱?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次大的革命，绝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个改革取得成功，我们的农业基础就稳固了，农民就稳定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也就是从5％提高到8.4％；把其它的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这个缺口很大，中央财政会拿出200亿元到300亿元来补贴给困难省区市的农村。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些收费主要是用在农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个钱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有决心，一方面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一方面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这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再在全国推广。
路透社记者就“三个代表”的思想和“以德治国”的理念提问。
朱?基：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 的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来阐明这个思想，我想不是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开一次国际研讨会。
《中国日报》记者就国务院打击假冒伪劣问题提问
朱?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欺诈行为、假冒伪劣、坑蒙诈骗等行为层出不穷，大家可以从《焦点访谈》和其它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这些情况。我看了以后义愤填膺，晚上睡不着觉。我们政府的职能，就是要代表国家来对市场进行监督、查处，保护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
除了加强市场监管的立法以外，还要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地位，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市场的监管，包括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我们将把国家工商管理局升格为总局，也就是正部级的单位。还有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进出口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等，都应该加强他们的市场监管作用。我们今年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大会，来加强这项工作。当然，不是搞运动了，但是开头总得有点声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持久的工作。
亚太金融新闻社记者就在税费改革背景下如何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提问
朱?基：我们一定要实施我们已经预定的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钱不够，就加钱，而且要把这个钱用得更有效。因此，还应该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明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可能会对这个问题回答得更加具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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