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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疾患总数已达1600万，其中精神分裂症高居首位：600万，并且新病人以每年至少10万人的速度增加。流行病学统计显示：中国“精神疾患时代”已悄然来临。
北京回龙观医院治疗师正在指导病人下国际象棋。
2000年12月3日下午，柳青又匆匆赶到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车停门口，她问同来的朋友：一起进去吗？他犹豫了一下，答：我等你。
“我带很多朋友来看过我的姐姐。我想让他们了解我的生活。”柳青说。
柳青的姐姐曾是平面设计师。1995年，柳青的姐姐开始发病。“那是6月的一个早上。我醒来，吓坏了。她站在我床前，浑身发抖，直勾勾地看着我。然后让我念报纸，她说：我喜欢你的声音，念吧。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可是无能为力。我吓的要死，只好念，不停地念。她说，你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就受不了了。”
后来她的姐姐开始狂叫，往外跑，或者半夜起来在不大的几个房间里游荡。坚持了两个星期，家人请来了两个气功师对她发功。他们分析她是失恋受了刺激加上练气功走火入魔。“场面真是一片混乱。治疗的唯一结果是我妈妈受了气功感应，吓倒了。”
从此深夜游荡的人变成了两个。“我无比紧张。她们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每天像僵尸一样在我眼前转，最怕的是深夜她们相对走来走去，然后停下，对看。”
“后来妈妈开始拿着一兜钱往楼梯口的垃圾道里扔，说，不要心疼咱们家那点钱，不让我扔就和你断绝关系。我和爸只好到一楼垃圾口等着钱掉下来。”
极度恐惧的柳青开始每天到天安门广场乾坐，深夜再回家。
又两个月过后，一直冷静地隐瞒着家里事态的爸爸终于做出了决定：把妈妈送医院。“精神病院都排着队呢，托了关系才住进去。”姐姐送到江苏乡下。姐姐在乡下闹了两个月，又被送了回来。也开始住院。诊断结果：精神分裂症。
妈妈一直调养到现在，算是恢复了。姐姐反覆住院至今。爸爸一直小心隐瞒，柳青开始向朋友倾诉。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或者将要遭遇类似柳青的经历。流行病学统计显示：中国的精神病患者正呈上升趋势。
精神病时代悄然来临
崔玉华所长从医院的繁忙感受到了精神病患上升带来的压力。几年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200张病床一直爆满。每天早上，门诊挂号处都排着长队。
“7时15分挂号，一天的号一刻钟全挂满。1989年以后我们开设了心理治疗门诊，以后就不断增加门诊量，还是供不应求。去年我们一天的门诊量是230个，今年平均到了330个。”
所有的症状在这家研究所接诊的病人中都有反应：既包括传统的精神疾病，也包括各种行为和心理问题。“主要分三类。各种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抑郁症、脑炎和梅毒等引起的精神病；各种轻性精神病，如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等；各种心理行为问题，如精神因素引起的自杀、酒药依赖等。”
卫生部提供了以下数据：50年代中国精神病总发病率为2.7%，80年代以来，精神疾患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中国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为13.47%，病人总数为1600万，其中精神分裂症高居首位，600万，相当于每60户居民中就有一例，每年还会有至少10万名新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产生。强迫症等轻性精神症中，北京地区调查显示，患病率为35.18%。
根据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协会年会发表的数字，目前中国有5%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13%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
过去人们习惯对精神病患者另眼相看，现在，该刮目相看了：大量精神疾患的存在已经给了社会沉重的负担。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在中国，疾病负担较高的25种疾病中，精神疾病占5项，分别是抑郁症、双相情感疾病、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杀。精神障碍所造成的负担，在目前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已经超过心脑血管、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等疾患。中国各类精神疾病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换句话说，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两年前，国外有专家惊叹：精神疾病时代悄然来临，人类已由躯体疾病时代进入精神病时代，精神疾病将是21世纪的流行病。”崔玉华说。
生病，从娃娃开始
分析中国目前精神病患增加的现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的结论是：儿童的行为问题，大中学生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期精神障碍，酒精与麻醉品滥用以及自杀等问题明显增多。
或轻或重，中国精神病患的增加几乎遍及所有人群，儿童、青年、老年。就像精神科最热闹的是儿童门诊一样，精神病患的低龄化也最容易受到专家关注。
1993年，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接收了第一位算不得重性精神病的少女住院。她的父母几乎跪地：大夫，让她住院，不然我们就家破人亡了。
这对清华大学教授夫妇饱受女儿的暴力折磨。她手法花样翻新。比如，一根绳一头系在自己手腕，一头拴母亲。自己在床上睡觉，母亲在墙角罚站。一旦想逃跑，绳动人醒。父亲的一次遭遇是：冬天，女儿命令出门倒垃圾。他穿着薄薄的棉毛衫刚一出门，身后门就“砰”地开上了。心知女儿不会开门，只好抖抖地在门外等。邻居下班询问，他解释：钥匙忘在家里了。
邻居好心，给女儿打电话，电话那边出现了一个甜甜乖乖女：王叔叔，你看我爸，他也不敲门，还麻烦您打电话。
这位家里的小暴君，在学校是三好生。更让大夫震惊的，随后接诊了13位暴力儿童，11位是三好学生。他们毫无悔意，描述感受时痛快淋漓：打完了真轻松，有机会还要打。
“这是中国为独生子女政策和应试制度付出的代价。”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康复科副主任，《精神康复报》主编姚贵忠说。
中国22个城市协作调查显示：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3%，在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学与大学生心理障碍，表现焦虑不安、恐怖、神经衰弱与抑郁的约占16%。因心理和行为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另外，吸烟、酗酒、吸毒、少女怀孕的发生率也有上升趋势。
不久前在北京结束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术会议的一份资料显示：自杀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一位原因。而且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姚贵忠认为，中国家庭和人口机构的改变，抚养方式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健康。独生子女一方面被家长娇惯，一方面缺少同伴，容易导致他们社会适应能力差，易有挫折感，而这种怨恨往往发泄在家庭中。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摆脱应试制度带来的沉重压力。
姚贵忠亲身体会到了这种无奈。他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为保证女儿有充足的“玩”的时间，他没有给女儿报任何钢琴书法之类的学习班。理由是，适应社会的能力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他曾参加女儿的家长会，听老师通报“减负”问题。他一直情绪愉快，直到听到老师最后的一段话：怎么理解减负？减负不等于不学，你要上大学，还得按我的方法学。
成人的折磨
精神疾患的增多被认为是与工业化时代相伴而来。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酒精和药物依赖、阿尔茨海默病以及青少年行为问题被认为是中国患病率最高和危害最大的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
有家族遗传史、个性缺陷和工作压力大的，被认为是精神病的危险人群。
除了精神病患的低龄化趋势，有专家认为，“女性化、白领化”趋势也显露苗头。
女性化。中国90年代对7个主要省市的调查表明，约有27%的女性患有精神障碍。目前，30岁以上的都市女性患抑郁症的比率正在上升。
广州市精神病院院长马催分析，这与社会上出现的新现象有关：比如离婚、婚外恋、下岗、性骚扰等。而且女性由于生理因素，感情丰富、敏感、多虑。苦恼长期无从排遣，不知不觉就陷入到抑郁症中。
中国最大的精神医学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回龙观医院，其艺术行为治疗区的音乐治疗颇具特色，通过音乐训练病人的节奏感，让病人融身心于音乐活动中，矫正情感和行为障碍，使病人的社会意识得到康复。
白领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商人、成名文艺工作者、三资企业高级职员、机关公务员等出现在各种心理谘询门诊。
广州天河的某销售公司经理给自己立下了人生目标：一年内存款100万，两年内换一部凌志轿车，三年内在天河最繁华地段置一豪宅。为此，他在商场上四处奔波，搏杀到尽。在一桩生意谈判失败后，他终于精神崩溃，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酒精依赖往往导致人格改变，自我中心增强，义务感、道德感降低。过度酗酒者有抑郁、焦虑症状。并带来交通事故、暴力犯罪的社会损害。一位专家对中国六个地区23513名受试者进行的调查显示，84%和30%的女性有过饮酒行为，其中16%的男性和2.5%的女性每日饮酒。
姚贵忠医师认为，目前最应关注的是成年人中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但从长远看，老人的精神障碍问题也不容忽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老年痴呆症的65岁以上老人中患病率已达3%。老年人中的抑郁症患者也值得关注。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增加与中国“一刀切”的退休制度有关，一些人由于失落感而逐渐发展到抑郁症。
“全社会对精神卫生知识普及不足，对精神疾患没有足够的预防意识，自我缺乏适当的调节能力，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精神病。”
在歧视的人群中
“看看网络上、生活中流传的那些有关精神病的小笑话，你就可以想像中国精神病人的处境。”柳青说。她曾想上网查些有关精神病的资料，输入「精神病」三个字，出来的有1/3是有关精神病人的小笑话，还有1/3是各类精神病人或跳楼或伤人自杀或伤人的社会新闻。
一次，一个不知情的朋友当面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医生，想看看病人们治好了没有，在墙上画了一扇门，说，你们开门出去。病人们都忙着往墙上撞，只有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医生很高兴，终归有一个人还是好的。他过去问，你怎么不去。病人答：钥匙在我这儿。
后来柳青带这位朋友去看她患精神分裂症的姐姐。再问朋友的感受，朋友答：我同情你的姐姐。但如果是陌生人，我想可能还是会瞧不起她，因为同样的生活，别人没病，她病了，说明她脆弱。
歧视甚至蔓延到了精神科大夫。姚贵忠说：“一般的精神科医生都有这样的体会，出去开会，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不说自己是精神科的。否则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你当初为什么想跟疯子打交道？是不是自己也有毛病，还有人会问一些离奇的问题，比如：精神病院是不是都用电棒？”
这种歧视直接影响了精神病人的防治。大多数轻性精神病人宁愿自己承受病痛，也不愿冒被污蔑为“精神病”的危险到精神病院就诊。
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就诊的不乏附近高校的学生，比如清华、北大。尽管医疗费可以报销，但毫无例外，他们宁可辛苦做家教来筹集医药费。
还有的精神病患者病情好转后出院，为了寻求正常人的感觉而不肯坚持吃药，以致病情反复发作。
一位患者出院后在《精神康复报》发表文章《患病后的心态》，他连用了好几个“奋斗”，“如果我们不奋斗，疾病的复发，世人的歧视，都足以致我们于死地。”
无知与贫穷
更令人担心的是公众精神病知识的欠缺。崔玉华认为，这直接影响了精神障碍的早期发现。延误治疗的结果，往往发展到毁物伤人，甚至可能出现自杀。
一位母亲回忆20岁的儿子得病的过程：原本很爱清洁，现在变得不讲卫生了；原本很听话的，现在也不听话了。我总认为，这是孩子长大了。想跟儿子谈谈心，但很难谈进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就得病了啊。
在中国，只有5%的抑郁症患者能够得到治疗。精神分裂症因为表现较为激烈而容易被发现，但其治疗比例也仅为20%－30%。
中国普通医院急诊室每年至少抢救100万企图自杀的人。专家认为，不明原因的自杀往往与抑郁症有关。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高达10%－25%。
全球抑郁症患者以113%的增长率逐年递增。专家预测今后20年抑郁症将会上升为第二大常见疾病。但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统计患病率仅为西方国家的1%。有专家认为，这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如果应用新的疾病分类和诊断系统所进行统计：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10%－15%，已与发达国家类似。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病人的不自知，也不为人所知。以抑郁病为例，更多的中国人习惯将情绪低落当作「思想问题」。对一些精神障碍的初期表现，比如性格改变和情绪反常，人们喜欢谈心做工作。对此人的评价也往往是：意志薄弱，遇到点挫折就受不了。
尽管世界上饱受精神疾病痛苦的人口有3－4亿，但人们对肉体疾病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精神疾病。发展中国家尤甚。
中国已有精神康复机构575所，床位11万张，但是相对于1600多万患者来说，这个数字微不足道。每万人拥有精神病床数，美国6．4张病床、德国16张、日本29．1张、中国不到一张。精神疾患不在任何医疗保险之列。由于贫穷，很多精神病人处境堪忧。在农村犹甚。福州一位医生随访了100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其中10%存在营养不良，并有多种疾病缠身。
中国精神病防治还面临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的困扰。崔玉华认为，近年一些心理谘询门诊和各种心理谘询电话的出现，的确表明了社会对精神疾患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但一些外行对精神疾患的防治效果如何，不能不让人担心。
要政府重视、建立社区防治体系、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中国精神疾患的防治，任重道远。（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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