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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登记把遗体捐给社会的杨女士，昨天向北京晨报记者吐露出压抑已久的心病：“等我去世后，子女到哪儿去祭奠我呢？”
杨女士今年75岁，自称是已被“判了死刑”的人。她告诉记者，两年前，她同丈夫一同到协和医科大学作捐献遗体登记。那时遗体捐献还比较少，她的丈夫是第19位登记的。
杨女士说，当时他们觉得自己退休这么多年，住院治病花了国家不少的钱，就想死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社会，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点贡献，从另一方面说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
2000年6月份，杨女士的丈夫去世，遗体捐给协和医科大学。当办理完捐赠手续后，她问学校遗体将怎样处理。对方告诉她先做防腐处理，两年后解剖。她又问能不能查清死者的病因，学校告诉她，不能查，解剖只为了研究。
杨女士说，直到现在她还认为捐献遗体是一桩义举，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是，自那天走出协和医科大后，她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她说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她认为对于死者遗体捐赠给社会后怎么保存、怎么处理，应该让家属知道。
今年清明节，人们忙着扫墓凭吊死去的亲人。那天，杨女士全家捧着丈夫的相片开车出去，想找个地方祭奠祭奠，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杨女士说，这件事使她越来越放不下心来。她说，缅怀死者是民族的传统风俗，对于把遗体捐献给社会的人，社会应该有个安排，让死者的亲属能有个地方去凭吊，这对死者、对生者都是一个安慰。
杨女士说，她将来也要把遗体捐献出去，这个问题一直压在她的心里。她说，现在全北京登记捐献遗体的大约有三千多人，考虑这个问题的绝不止她一个。
杨女士的子女认为，老人自愿为社会捐献遗体，对医学研究有一定的作用，这种移风易俗的做法他们作为子女也是赞同的。
但是，老人遗体捐献出去后应该有一个妥善的安置，有一个场所让子女可以去凭吊。如果老人得不到较好的安置，子女总有种未尽孝道的感觉。他们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场所可以逢年过节去看望看望。这样，老人死后有一个安息的地方，子女心中才不会有歉疚。
读者朋友，请您帮助出出主意，怎样才能医好杨女士的心病呢？（赵鹏 孙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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