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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的一个开发办主任，因受贿折合人民币20万元，被判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而其60万元“不明来源财产”却仅被判刑1年。消息经媒体披露，读者呼吁，别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为贪官们的“避风港”。
百姓的义愤可以理解，审案的法官恐怕也有点儿尴尬。但是，人们断不可据此指责法官断案不公，更不可轻率怀疑审案背后有否“猫腻”。倘若质问尴尬的原因，照我说，是现行的法律有缺陷。
有必要指出，法律的完美与缺陷是个相对的概念。此处所言的缺陷，是指《刑法》的相关条款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换言之，它与老百姓要求从严惩治贪官的社会愿望有距离。
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刑法》并没有专设“不明来源财产罪”，而将其归纳为贪污贿赂罪的“附带罪”。该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法条是讲究对号入座的，贪污受贿与非法所得，从罪的性质、后果、危害程度看，两者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
现行《刑法》对“不明来源财产”的最高量刑为5年。《刑法》虽然界定了不明财产的内容却没有划定具体的量刑标准。打个比方，某贪官不明来源财产有1万元或10万元，甚至100万元，究竟是判拘役还是量实刑，就算量实刑，又该判他几年？这其中的裁量权具有很大的弹性。我们假设，张贪官100万元不明来源财产被判5年，而李贪官的不明来源财产是前者的10倍，此时，《刑法》所能对李贪官施加的最高刑期也最多5年。如此一来，不说别的，张贪官在牢里就得喊“冤”。
针对此类案例的审判实践，人们很容易发现：一方面，法律条文给予法官很大的裁量权；另一方面，法官又得为行使“自由裁量权”支付不被理解甚至误解的代价。进一步分析，因法条缺少刚性约束，法条的实际执行缺少可操作性。“弹性”太大，还造成社会对法律乃至整个法治产生疑虑。
现代刑事诉讼，特别强调控方举证。某贪官有巨额不明来源的财产，检察机关明知这些财产来路不正―――不干净，但假如要指控该部分财产系被控方受贿所得，控方就得向法庭出示证据。若控方无力举证，那么，断案法官只能以“非法所得”处置。由此可见，“避风港”现象的存在，不但让广大群众愤愤不平，就连检察官与法官也感到困惑不已。
据我所知，对不明来源财产定罪的做法是从国外“引进”的。在法治健全的国家，由于对官员的监督（包括收入的申报、税收的监督等）具有一张完整的“网”―――官员被置身于“网”中，加上腐败成本高昂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官员获取“灰色收入”的空间相对窄小。故而，此罪种的设立多半只有预防警示的意义。
但到了咱国家，由于经济与社会正在转型，制度的“漏洞”堵不胜堵，官员犯罪的成本不高，空间却很大。导致“洋为中用”的该法条闹起了“水土不服”。
建议将“不明来源财产”作为一个独立的罪种，加大刑事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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