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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者法国人居伊-尚帕涅在他的《我是一个吸毒者》一书的结尾处说：“我只希望他们对我别那么粗暴，只希望他们更加友好一些。”当吸毒者被普遍“打入另册”的时候，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愿意同时又有能力帮助吸毒者的志愿者微乎其微，最需要帮助的人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救助。
志愿者：“我帮你自救”
6月23日，“世界禁毒日”前3天，北京一位吸毒双胞胎兄弟的母亲的求救出现在报纸上，“从三好学生到吸毒屡戒不止，钱花光了，工作丢了，女朋友跑了，朋友不来往了，”绝望的母亲好几次把刚从戒毒所出来又复吸的儿子赶出家门，然后又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有时我真想一棍子把他们打傻，好让他们永远忘记毒品。”
6月30日，求救的母亲得到了应答，许多北京市和外埠的医疗科研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伸出援助之手，愿意无偿帮助两位年轻人彻底戒掉毒瘾。武汉市的几位从事戒毒药品研制的老中医表示，愿意免费为他们提供医疗、药品、住院、伙食等一切相关服务。而现在，两位小伙子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指导下进行着免费的戒毒治疗。“我的治疗手段没什么特殊的，”面对几经周折找到他的记者，这位在北京某拘留所当大夫的志愿救助者说：“这对双胞胎兄弟在看到母亲的绝望后戒断的决心很强，卖掉了女友送的价值1500元的手表，买了3粒戒毒丸。与其说我是在救助他们，不如说我在帮助他们‘自救’。”
在记者对这位母亲和吸毒兄弟进行采访的时候，志愿者在家中提供的治疗刚刚开始。“前3天最难熬，”儿子对治疗的反应强烈，“这很正常，”忙前忙后的母亲显然重新有了希望，“两个儿子都很信任这位医生，他们把医生送给他们的写着‘只有自己救自己，我能成功’的字幅挂在墙上，每天看看。”
“一旦被毒品控制了自己的生活，吸毒者的一生就要为摆脱这种控制而努力，”这位志愿救助者认为，“我所做的只是让他们在心灵极其脆弱的时候，保持住信心，而不是在恐惧和失望中复吸。”
另一位曾经帮助一个戒毒者成功戒毒的志愿者说：“你不知道他们的心有多脆弱，而且戒备心很强。他们渴望沟通却害怕那种简单的说教，他们渴望帮助却又害怕那种居高临下的帮助。如果你要帮助他们，最好把他们作为你的朋友，而且你要有让他们信服的力量，形成一种源自内心的感召力，确实，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即使你有帮助他们的热情。”
“志愿救助者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吸毒者戒毒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工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主持人苏京平采访了许多吸毒和戒毒的人，在他看来，这对兄弟是为数不多的幸运者，“实际上，愿意同时又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志愿者微乎其微，吸毒者很容易与暴力、艾滋病联系到一起，普遍被人们‘打入另册’，最需要帮助的人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救助。”
“干嘛请‘坏人’做嘉宾？”
就像苏京平说的，面对外人的冷漠、朋友的远离和家人的憎恨，大多数吸毒者把自己的心幽禁起来，“帮助”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和软弱的词。
“干嘛请坏人来做嘉宾？”禁毒日前夕，把成功戒毒者王健康请进演播室的苏京平就曾受到很多听众的质疑，“节目直播的第一个晚上，导播一个热线电话也没接到节目里来，因为都是像这样骂他的，他们觉得吸毒的人都是坏人，应该关起来。”
对吸毒者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指望歧视你憎恶你的人向你提供帮助是可笑的，我一直靠的是自己。”花费40余万元吸毒3年，前后自愿戒毒6次，从1994年开始戒毒至今没再碰过毒品的王健康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告诉记者，“不是每一个吸毒的人都是坏人。吸毒到最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快感，惟一的目的是不让自己难受，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就是快乐了。当我意识到自己彻底变成毒品的玩偶而且完全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我下了戒毒的决心。”
“其实，像王健康这样彻底戒断的吸毒者很少，”北京309医院戒毒中心主任杜荣清告诉记者，她的很多病人害怕出院，“都是趁天黑被家人开车接回家，怕被邻居看见，一回家就被关在屋里，怕再跟过去的‘毒友’联系上，这样没有乐趣的生活只会把他们重新推向毒品。”
在我国，在公安部门“登记在册”、“强制戒毒”是每个吸毒者必须接受的法定帮助方式，吸毒者必须在强制戒毒所中用3个月时间戒断毒瘾，复吸者将劳动教养，继续接受强制戒毒。只有少数自愿戒毒的吸毒者可以选择自愿戒毒所接受治疗，而且要有能力支付那里为数不小的费用。
“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态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戒毒者的戒毒信心，很容易造成逆反心理。”309医院戒毒中心另一位医生指出：“而如果不是出于自愿，戒断的希望极其渺茫。”
“到公安局登记，定期接受讯问和检查，每个人都把你当作需要改造的对象。”一位复吸的戒毒者甚至坦率地对杜荣清说：“别再劝我戒毒了，至少毒品可以唤起我对幸福的幻觉。”“另一位完成了治疗要回家的小伙子告诉我，只有在自愿戒毒所里才能找到做人的尊严，一想起强制戒毒所里的一切就害怕，一想到他父亲对他唠叨的样子就害怕，”杜荣清无奈地说，“让一度促使他们染上毒瘾的环境承担起帮助他们戒毒的职责，这显然是一个悖论。”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树立重建生活的信心其实是戒毒所无法承担的责任，”在北京安定医院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主任郭松眼中，他们是被毒品损害了大脑和中枢神经、需要治疗和格外关爱的病人，“其实生理上的毒瘾很容易戒断，可是心理上对毒品的渴求却会伴随终生。但是，当吸毒者尿检呈阴性后，医院的戒毒任务就完成了。回到旧环境中，面对被当作‘坏人’的冷漠，复吸的危险时刻存在。在国外，后续的心理治疗由志愿服务者提供，但在国内几乎还是个空白。”
“志愿者”与被救助者的错位
“戒毒所中是否有帮助吸毒者进行戒毒的志愿者？”面对记者的提问，北京市公安局缉毒处的官员感到困惑：“我们只管抓贩毒的坏人，这种人有没有我们不清楚。”
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志愿者协会的莫先生遗憾的说：“我们的志愿者有到边远山区教书的，有搞环保、社区工作和医疗卫生的，但是针对吸毒者的志愿者我们还没发现，而且也很少有这样的打算。对这样的人，更多的人在躲避，即使你去帮助他，他还不一定接受，能有什么效果？”
“其实，在云南中国药物依赖研究所自愿戒毒中心里确实有一些志愿者，有大学生，也有辞了工作来专门从事志愿工作的。”去年，苏京平为了做禁毒系列节目深入云南采访，在那里曾见到志愿者。
“他们的工作就在这个戒毒中心里，而且有很严格的要求，什么时候干什么都是固定的。他们会和戒毒者一起站直了喊口号：‘我是一个吸毒者，我以后坚决不吸了’；他们要做各种游戏，玩故事接龙，带领他们唱歌，流行歌曲，或是专门为戒毒写的歌，都要唱，目的是让戒毒者忘记毒品；他们要与戒毒者自由谈话，并且要将谈话记录下来。一般2小时就换一次班，因为这样的工作很累。”对于效果，苏京平不敢肯定，“但肯定比没有好得多。”
“事实说明强制戒毒的方式确实不太理想，”国家禁毒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自1991年至去年，全国共强制戒毒数十万人次，但是戒毒后的复吸率依然很高，估计达70%，这个数字在云南和甘肃等地甚至高达90%，高复吸率一直是个难题。”
但是，“据统计，在我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已经由1991年的14.8万人增加到去年的68.1万人，也就是说，每20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吸毒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强制怎么办？”北京某戒毒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反问记者，“不能不承认，被毒瘾控制的吸毒者，只要在社会上存在就有可能犯罪，70%以上的严重犯罪都与毒品和吸毒有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施强制戒毒。你能指望他们全部自己走进戒毒所吗？有志愿者是很好，但在中国肯从事这样的志愿工作的人能有几个？”人们的顾虑给这位官员的怀疑提供佐证。
“我会把办公室的电话留给将要出院的戒毒者，让他们一有‘情况’就给我打电话，”即使是正在从事戒毒工作的杜荣清也表示，“但我的私人情况，住址、家里电话，全都保密，我不能不提防。因为我更清楚我的家人会有多危险。”
“也许，惟一能让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不管怎么样，社会对吸毒者这个真实存在着的群体的关注正在增多，”苏京平说，“但是，当吸毒者仍旧被简单的当作需要被改造的另类时，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援助依旧显得稚嫩，帮助者与被帮助者的手不仅没有握在一起，而且离的还远。”
在美国有数百家由已戒断毒瘾的人组织的协会，在专家的指导下，使戒毒者和已戒断者生活在一起，创造有利于戒断的环境。”
北京安定医院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主任郭松告诉记者，“总部设在加州的‘塞纳南’作为全国性的戒毒与康复机构，由教授、医生等志愿工作者和前吸毒者组成，成为‘塞纳南’会员的人要为成为自力更生的新人而努力，遵守会章，参与该会的行政事物与工作，并领取薪水。会员与有相似经历的志愿者坦诚讨论，解决问题，得到支持和鼓励。它利用一种新的团体治疗方法，使戒毒者生活在一个新的生活圈子中，彼此沟通，吸收新的人生哲学，以产生一种有建设性的生活方式，逐步变成新人。协会在各州建立分部，用这样的方式解救了为数众多的吸毒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成为新的志愿者，实际上，这个协会的创始人就曾是一个酗酒者，戒酒后，为帮助和他一样的人而成立了协会。”(郦毅 赵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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