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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一个经济学家，相对大多数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而言，难免显得枯燥且遥远。除非，他做出了件让街谈巷议都兴致盎然的事情。上周，72岁的茅于轼便是如此。
8月6日，茅老先生投书本报，告知他日前在首都机场咖啡厅的一段经历和他从中看出的毛病，进而引出自8月7日起本报一系列追踪报道。一周下来，效果自是鲜明，如一篇评论所言：“大家这才知道，纵然是在机场，一杯咖啡卖到88元也是暴利行为。”
大家也这才知道茅于轼。即使大多还念不顺、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是几乎人人都听说了“那个跟机场高物价讲理的老头儿”。
14日，寂静的夏日午后，到茅于轼位于三里河的寓所采访他。上一次来是差不多一年前，为王海。因为王海在对外宣布放弃“买假索赔”时说：“茅于轼老师曾说过：购假索赔是以怨报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非常赞同并接受这一观点。”
与茅老先生有关的另一记忆是读他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他在列出一系列现象后指出：“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这些现象中有“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启动，扬长而去”、“你写信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还有“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印象最深是最后一条——“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它让我这个多年改不掉迟到习惯的人，惊出一身冷汗。
■支持管闲事的社会是很好的社会
□记者：这次机场咖啡厅这件事，我看一篇评论中提到主要有两点关键，一是您有这个专业背景，您能看出这个东西有特别大的毛病，另外更重要的是，您“没有因为独善其身而止步”。实际您已经争取到降价得到实惠了，但您还是就这件事情投书报社，从而引起这个讨论和调查。
■茅于轼：我今天在《经济学家茶座》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经济学家应该是社会的医生》。这句话讲得当然不全面，但是是对的。其实呢，不光是经济学家，应该说学者——社会学家也好，人类学家也好，人口学家也好，尤其是政治家，都应该是社会的医生。经济学家有他一个专业的视角，能够发现一些人们看不到的问题，每个专业的人也都能看到特殊的问题。这个社会我想就是靠着大家关心，它才能够改进。
制度经济学有一个道理，改进的结果是大家分享的。举个例子，工厂里头一个工人，因为他好好干活工厂多赚钱了，可是最后得到的成果要被全工厂的人去分，他一个人只分到很少一点。所以他就不愿意好好干活，他想最好别人好好干活，他吊儿郎当，他把人家创造的那个利润分一份过来。同理，社会上的很多毛病，大家都觉得我去管它的话我要费好大的劲儿，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好处并不大，所以大家都随他去。换句话讲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这种现象，跟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有关系。如果这个社会，对管闲事的人不支持，甚至于打击他，那么管闲事的人就更少啦。从这件事情看，咱们这个社会还是支持管闲事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应该说（笑）。
■我们需要有秩序的市场
□记者：经历这件事，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茅于轼：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快地建立商业秩序，我们所缺的正是这个。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7%、8%，这个增长率的后头是个什么样的秩序？它的质量怎么样？我们现在关心的不仅是个数字，还关心这个7%、8%是怎么得到的？它是靠制假得到的？敲诈得到的？还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一个有规则的市场？增长出来的钱是穷人分得多还是富人分得多？要都是有钱人拿去了，那穷人更穷了，这种增长还不如不要。说实在的，更危险，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稳定，贫富差距太大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市场，现在国务院也在整顿市场，要求各个地方要检查地方保护主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定要做的。我们这次申奥成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另外，看一个社会有没有秩序，你就看它旅游点上的生意怎么样。你到发达国家去看，旅游点的生意是很规矩的。但是到发展中国家，越是小地方，越是没规矩，越是一锤子买卖，越是敲诈。所以也联系到我们国家发展旅游业，必须要解决旅游业的这个规则问题。旅游点政府得管，管出一个规矩来。当然这个问题挺复杂，需要研究怎么个管法，最好是由这些商家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管。他们也不喜欢有人破坏规矩，大家都规矩做生意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
■老百姓的好坏取决于制度的设计
□记者：曾经有人认为，秩序跟民族性是有关联的。像德国这种国家，人天生就更有理性些，所以在这里秩序更容易建立。可是前两天看龙应台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颜悦色。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于是我想，是不是这种秩序是必然需要等待的，等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茅于轼：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完全依靠这种时间演进、自然更替，那岂不是说什么事儿都不用干，等着好了。我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就是说还是要积极地去组织。
老百姓的好坏，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取决于他生活在怎么样一个制度里头。这个制度是让好人吃亏还是让坏人吃亏？如果这个制度坏人要吃亏，好人有好处，必然鼓励大家做好人。所以说对于犯规的这些商家，一定要给予处分，让它知道做坏事要受到惩罚。不能说等将来物质极大丰富、大家都不缺钱了就都好了，这个说法太消极。再说你物质怎么才能丰富呢？靠着大家守规矩做生意才能丰富，大家都靠敲诈来赚钱，彼此靠着骗人来赚钱，骗来骗去，最后是一场空啊。
■提倡用理性宽容精神对待错失
□记者：从您这件事情我有一个体会，对待不合理，消费者也必须有他们积极的动作。以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光等着政府来完善一切，恐怕……
■茅于轼：双方需要配合。另外，要有理性，政府去处罚也要有法可依，根据哪条哪条规定，应该给予它什么处分，规规矩矩的。
□记者：可是这次机场这件事，后来记者有一篇报道，题目就是《面对暴利法律尴尬》。
■茅于轼：是，第二天你们报道了，机场管理的当局给他们罚款了，可罚款的理由是“不可以议价”，他们不是后来降价了吗？可是实际上它错不是错在降价，而是错在它敲诈。你现在错的地方没罚，罚了一个它没错的地方，好像它坚持一杯咖啡88块钱它就合理了。这不是荒谬吗？
□记者：好像对这个我们目前没有适用的法律条文。
■茅于轼：我相信如果一个法律不能制裁这种行为，这个法律有缺点，这是绝对没问题的。法不能“枉直”，一个合理的法不能够把正直扭曲了，否则就是“恶法”，不是正义的法。法是应该伸张正义的，如果你发现这个法不能够伸张正义，被束缚了，那么这个法律就有问题。这也不奇怪，在我们这个法制需要不断健全的国家，发现很多东西需要完善，这是正常现象。
□记者：政府这边依法办事，那么百姓这边，怎么能让百姓有理性呢？
■茅于轼：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要做。比如怎么对待社会上犯规的人，现在是要么是谁也不管，要管起来就恨不得罚他个倾家荡产。我看这个也不必要。孔子的话，“以直报怨”，就是对错误的事情要有原则，你不能放任它；第二你也不能够用错误的办法对待错误，要有理性，要有宽容精神。（吴菲 贾婷）
■茅于轼
经济学家。1929年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民办，非营利性质）。
从1985年起即关心道德问题，近10年研究和思考之后，于1997年出版《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主要观点之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轨过程中意识形态必须做相应的调整，特别是伦理观念，因为这是人们判断是非的基础。”
代表作还有：1998年《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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