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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的第一个春夏，日本又在历史问题上制造麻烦。从右翼学者搞的那本掩饰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连串的事件再次把人们带进上世纪血雨腥风的历史，再次唤起受害国人民对历史伤痛的记忆，于是，日本与东亚邻国的关系又一次紧张，日本的形象也再次蒙羞。
观察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要的种种异端邪说，无不会惊诧于其心态的扭曲、言行的矛盾、善恶的倒错、逻辑的混乱。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近邻国家的人们怎么也搞不明白：日本明明是进行了侵略和殖民统治，怎么反而成了“解放”亚洲国家的“圣战”？明明是到别国领土上烧杀虏掠，怎么反而成了“自存自卫”？那些当年把日本国民拖入战灾造成３１０万日本人死亡、手上沾满数千万亚洲人民鲜血的战犯们怎么就成了“英灵”？人们说，那些在侵略战争中的战死者，是被日本军阀驱赶上战场的炮灰，死于无辜，日本的当权者与其给他们贴上“为祖国的和平与繁荣而牺牲的英灵”的廉价标签，莫如真诚向他们及遗属谢罪，因为如果不是错误的国策，他们本不该死于非命。
环顾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至今在历史阴影中艰难跋涉。与经历相似的德国相比，二者对待历史是如此的不同：一边是德国的总理真诚下跪遇难犹太人纪念碑，一边是日本的首相一次次参拜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靖国神社；一边是对纳粹分子追查不放，一边是不断为战犯百般辩解；一边是认真反省而得到人们的宽恕与谅解，一边是因掩饰侵略历史搞得内外天怒人怨。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日本该怎样面对亚洲近邻？
悬浮在西太平洋中的日本列岛，如同几条连在一起的船。从列岛遥望亚洲，那是一片神往的大地。历史的和地理的因素，使日本民族有种危机感与孤独感。由于缺少与其他民族接触、融合，日本虽得惠于邻国却不善睦邻。１９世纪中叶，日本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威胁断然实行维新的同时，又打起“脱亚入欧”的旗帜。最有名的是那个被奉为“日本文明之父”的福泽谕吉，他公开主张日本“脱亚”，提出“论其主义，只在‘脱亚’二字”。其结果，使“整个民族都全力尽量使自己变得不像亚洲人”（日本学者语）。更可悲的是他号召不要与邻国“共兴亚洲”，竟把日本文化的恩人中国、韩国、朝鲜等国看成是“恶友”，既然“亲近恶友者不免共担恶名”，所以日本应当干脆“谢绝东方之恶友”。一副自以为是、视野狭窄、极端自私又不愿睦邻的嘴脸跃然纸上。从历史角度看，日本的“脱亚”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先觉者”的“秘策”：以朝鲜为跳板，进兵大陆，并吞中国，名为“脱亚”实则“欺亚”，“共存共荣”只是幌子，以邻为壑，才是真意。
对日本来说，直面历史是与邻国和睦相处的政治基础。历史是过去与今天和未来的对话，提供了正与反的镜鉴。当日本奉行欺邻、侮邻政策时，收获的是灭顶之灾；当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时，终于立于经济强国之林。客观说，战后的日本不同于战前，广大日本国民是反思过去的战争的，在此基础上，日本为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做出了努力。作为世界的经援大国，日本也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日本多次强调是“亚洲一员”，认为日本的繁荣离不开亚洲，体现了日本人民与亚洲睦邻的愿望。
尽管如此，日本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仍缺少“亚洲一员”的自觉，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仍表现出强烈的惯性，缺少与近邻彻底和解的勇气，至今没有放下历史包袱。例如，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日本仍没有实现与近邻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少数政治家仍然抱着侵略史观不放，说明日本仍没有结束“战后”。
语曰：“德不孤，必有邻”。友好睦邻需要历史的共识。值得欣慰的是，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拒绝使用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广大国民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有识之士还在反思日本的“国德”问题，前首相小渊也提出过要建设“富国有德”的日本，证明日本社会中在历史认识上的正义与良知。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睦邻友好是两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潮中，亚洲的国家都需要登高望远，以史为鉴，开拓未来，在新世纪做守望相助的新型邻居。（孙东民）
战后日本清算侵略历史的进程半途而废 历史问题背后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
杨伯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历史角度看，战后初期美国从远东地区战略需要出发，改变对日政策，由削弱到扶植，使日本清算侵略历史的进程半途而废。一些被判了刑的战犯被无罪释放，旧政权中的不少人重新掌权，甚至有人还当上了首相。由于执政者在人事上、思想观念上与过去有密切的“血缘”联系，日本自然也就无法理性地面对历史、自我否定。
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之际发表的讲话充满了内在矛盾。他一方面承认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日本根据错误的国策对亚洲邻近各国进行了殖民地统治和侵略，强加给这些国家以无法估量的灾难与痛苦，同时又强调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对祖国的未来深信不疑而冲锋陷阵的亡灵宝贵的牺牲基础之上的”。既是根据“错误的国策”进行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何来“宝贵的牺牲”？说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这些人的“宝贵的牺牲”基础之上，那么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宪法又被置于何地？肯定那场战争、颂扬战犯无疑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扭曲心态和矛盾言行，不仅会加剧日本与邻国之间的矛盾对立，阻碍了与各国关系的发展，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会使日本战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所树立的国际形象受损，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并不利。
冯昭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围绕历史问题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决非孤立和偶然，这背后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正如中曾根所说：战后自民党有两条路线：一是优先经济的“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路线”；二是重视“民族主义精神”的“鸠山一郎——岸信介——中曾根康弘路线”，中曾根认为，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如果将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意欲修改和平宪法等事件联系起来看，一条“军事大国化”路线陡然凸现。１０年来尽管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甚至衰退，其每年５００亿美元左右的军费却居高不下，不断充实着“军事大国化”路线的物质基础，而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等则是为“军事大国化”路线寻找精神支柱的表现。
在对美与对亚关系上，日本外交天平严重失衡。现在日本一方面对美惟命是从，另一方面却将其同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放在等而下之的位置。作为日本社会“上下关系文化”的延长，日本在国际上也习惯于“他国不是在自己之上，就是在自己之下”。因此，在历史问题上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不能在中、韩等国面前甘拜下风。
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缺乏辨别善恶的价值判断，一些人总是将日本的侵略归咎于当时的殖民主义时代，而并不从自身去寻找原因。
日本未来的走向仍然会发挥自己经济大国的优势，谋求进一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这样一来更需要树立自己良好的对外形象，尤其在亚洲国家面前更应该如此，因为日本未来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亚洲，但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的行为只会使自己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适得其反。
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为其它思潮统一色调 和平力量依然强大，对右翼势力不宜高估
冯昭奎：近年来，尽管右翼势力有些扩大，但他们在日本仍是少数。我们不宜过高估计右翼的力量。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思潮右倾化，这就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右翼势力的扩大与战后日本淡化其侵略历史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这种教育的后果在未曾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一两代人身上日益显现出来；加之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态度不明朗，不诚恳，对比较崇尚权威的民众的误导作用很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甚至衰退，使很多人产生了危机感，导致“民族感”上升，这一方面是因为需要一种凝聚力来摆脱国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也是因为需要通过使矛头向外来转移本国内部的愤怒情绪。这种“民族感”为右翼所利用，形成一种将日本引向危险道路的倾向。
另一方面，对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不能低估。日本国内对首相参拜神社的反对运动高涨；右翼分子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到处遭到抵制，都说明当今日本的和平主义力量依然强大，决不至于重演战前反战力量的悲剧。
杨伯江：毫无疑问，日本社会坚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人仍居多数。从意识形态角度衡量，多数人处于既非右派而也非左派的中间状态。冷战后，日本社会日益明显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与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相伴而至，民族主义思潮对整个社会广泛渗透，它超越了传统的“左”、“右”界线，几乎成为所有思潮的统一色调。这一点在对外政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不管是“左”还是“右”，对外姿态都呈现越来越硬的趋势。日本社会民族主义的高涨无疑对和平主义构成强大的冲击，不过，二者又非简单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互有交错、彼此混杂。
梁云祥：９０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明显，为右翼思潮的日趋膨胀提供了政治保护。如果任其发展，不但会模糊和篡改历史，误导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使其不但不会接受惨痛的历史教训，反而会怨恨国际社会，只要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就有可能使历史重演。当然，现在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国际环境，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也很强大，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约右翼势力的过度膨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还不足以导致国家重新军国主义化。
“脱亚入欧”意识根深蒂固 诚实守信方能取信邻国
杨伯江：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角度看，由于亚洲国家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较晚，加之德川幕府２００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偏居一隅的日本一直未能真正融合于亚洲之中。同时，由于日本是亚洲最早发展起来的国家，所以它身处亚洲却蔑视亚洲，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口号是“脱亚入欧”。这种意识至今影响着日本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其次，日本无法融入亚洲还与它的文化边缘性有关，它缺乏在文化上代表亚洲、领导亚洲的自信。早在６０年代，日本政治学家高坂正尧就分析过日本进退两难的窘境，称日本是处于大文化圈边缘的“海上力量”，无法维系、锚泊于任何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有人提出“海洋文明史观”，反映了“日本文化特殊论”再次抬头。它通过以“海洋日本论”诠释日本文化，目的在于用海洋文化对抗大陆文明。中曾根１９９８年就提出，“日本在精神上深入大陆，会有被吸收的危险”。随着亚洲在经济上的崛起和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扩大，日本在本地区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这使日本尤感失落。
日本地处亚洲，地缘因素对国际关系和一国发展的重要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被完全取代，亚洲的稳定与繁荣对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日本经济要走出困境，除开展富有成效的改革之外，加强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是恢复经济的重要突破口。日本一些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不仅不利于改善日本的对外形象及其同邻国的关系，也无助于日本走出经济谷底。同样，日本能否“一路走好”，也直接影响着亚洲的稳定与发展。
冯昭奎：诚实守信是参加国际社会的基本要求，一个不诚实的国家或民族就难免在国际社会中陷于孤立。从日本国内社会讲，历史问题的核心在于教育，在于能否以正确的史实和历史观来教育年轻一代，尊重历史事实就是尊重自己，而不是什么“民族自虐”。从日本国内政治讲，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国策，那么，很难想象在未能对“错误国策”进行认真清算的情况下，能产生出指导当前与面向未来的“正确国策”。从日本对外关系讲，历史问题的实质在于和解，就是日本是否诚心诚意地准备同受过其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达成真正的和解，以便为同亚洲各国加强各方面的真诚合作奠定政治基础。
日美安保是冷战产物 经济安保为当务之急
梁云祥：日美安保体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为对付原苏联和中国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冷战体制，但在冷战结束以后它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１９９６年又重新得到确认与强化，随后在这一体制内美日两国又重新修订了防卫合作指针，将整个亚太地区作为其共同防卫的地区，并决定共同开发研究ＴＭＤ。很显然，新的日美安保体制仍然带有冷战痕迹，即是在设定假想敌前提下的一种双边军事合作，而不是考虑到所有国家安全的多边综合安全合作。
保障东亚安全的决不是日美安保体制，而有赖于建立一个多边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即所有东亚国家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互信，再进一步建立起相互保证安全的新规则和新机构。日本作为东亚大国之一，应该与中国等东亚国家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不是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去试图干预亚洲地区的事务。
冯昭奎：日本的国力、国土与地理位置同美国相差很大，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其相信所谓的ＮＭＤ神话，不如认真对待本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问题。现在，有些日本的战略专家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来煽动亚洲军备竞赛，这是非常错误的。从当今时代特征与日本国家利益来说，最紧要的东西并不是什么ＮＭＤ、空中加油机或航空母舰。１９８０年日本曾提出过“综合安全保障”概念，我认为日本应该与亚洲共同来发展这个“综合安全保障”概念，包括如何对付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国际犯罪、网络犯罪等等，现在，当务之急是需要认真考虑亚洲的经济安全保障问题，这些才是需要我们共同对付的真正的现实威胁。
杨伯江：日美强化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日本未处理好对亚洲关系的结果，同时又使日本在本地区的孤立感进一步加强，它使日本的实际政策与基本法制之间的相互脱节进一步突出，“国格分裂症”更加严重。
从日美两国之间看，日美同盟因利益矛盾与政策差异导致的脆弱性并未随指针的修订而消除。同时，由于在日本战后历史及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在日本民族主义的浪潮面前往往首当其冲。难怪美国媒体评论说，在今天的日本，“反美业”已经成为少有的几个增长部门之一。今后，美日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可能加剧。因为通过强化同盟，日本对美战略依赖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而这与日本要借此实现政治大国梦的出发点是相矛盾的。在军事科技领域，日本计划在２００２年独立发射４颗军事情报卫星已引起美国警觉。
亚洲各国经济互补 友好合作利及各方
梁云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冷战环境下埋头发展经济，实现了近代以来用战争手段所没有实现的追赶欧美国家的愿望。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与亚洲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的今天，日本与周边国家并没有建立起其可以依托的经济集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日本开始担心以其为领头雁的所谓“雁阵模式”遭到破坏，贸易摩擦也会不断增加，但实际上这正是亚洲国家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果。日本不可能总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列，不断增长的贸易不可避免会伴随有贸易摩擦。既然日本的发展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日本就必须与亚洲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除去愿望，还需要相互信任和一个经济合作组织。
冯昭奎：中日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正在逼近每年１０００亿美元的中日贸易增长势头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对于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来说，“关起门来搞恢复”必是一着“死棋”，只有将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能将“死棋”走活。日本的改革也需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发展地区性的经济合作。有的专家说得好，“中国和日本合起来将会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种“中日火车头模式”很可能成为所谓“雁阵模式”之后的亚洲经济增长新模式。为了亚洲的振兴，我们也应努力克服各种阻碍中日合作的政治障碍。
国际回声
睦邻友好是和平的基础
历史教科书和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领海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日本同邻国之间面临如此众多问题的时代并不多见。围绕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国内形成对立的两种意见，邻国自不待言，国际社会上听不到赞成的声音，这是应该留意的。作为岛国、贸易立国的日本，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将不能生存。与邻国的相互理解和加深信赖是燃眉之急的课题。
——《日本经济新闻》
８月１５日社论日本没有结束“战后”
日中１９７２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此前可以说持续着“战争状态”。日中两国间的战后，还只有２９年。一些日本人曾批评说：“战后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中国还在拘泥于过去。”可是，想到战后２９年，中国人的痛苦，怎会轻易消失。以冲绳为代表的驻日美军问题、邻国批评的历史认识问题、要求战后赔偿等诸多问题，令人强烈地意识到：战后并没有结束。其根本的问题是，日本人对于那场错误战争的反省，有多少是真心的。 ——《东京新闻》８月１５日社论
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大事记
公元５７年倭奴国王遣使东汉。汉光武帝授以印绶，中日关系有文字记载之始。
６０７年小野妹子出使隋。翌年隋使裴世清赴日。
６３０年日本第一次派遣遣唐使。
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５年后再次出兵，均告失败。
１６３３年日本颁布《锁国令》。
１８７６年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
１８９４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
１９１０年吞并朝鲜，设立朝鲜总督府。
１９２７年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
１９４０年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近卫内阁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１９４１年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１９４２年日军占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和地区。日本内阁新设大东亚省。
１９４５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１９５５年日本开始对缅甸、菲律宾、泰国、老挝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支付赔偿和赔偿性赠款，实施到１９７６年。
１９５７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其中提出“亚洲一员”的外交政策。
１９６２年签订发展中日民间贸易的“廖高贸易备忘录”。
１９７２年田中首相访华，中日签订《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
１９７７年福田首相出访东南亚六国，在马尼拉发表演说时承认日本缺乏亚洲观念，提出了“亚洲中的日本”概念。
１９７８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１９８２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
１９８６年第二次教科书事件。
１９９１年日本自卫队扫雷艇赴海湾地区进行扫雷作业，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军队首次被派往国外。
１９９２年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宫泽首相访问韩国，就慰安妇问题正式向韩国道歉。
１９９４年截至当年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有当地法人１６０４３家，其中在东亚有６６３２家，占总数的４０％以上，相当于欧洲的１.９倍、北美的１.６倍。
１９９５年日本众院通过“不战决议”。村山首相就战后５０周年发表谈话，向亚洲各国人民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１９９８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将建立两国“面向未来的新型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２１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１９９９年日本众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日美在东京正式签署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有关文件。
２００１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日本对中国产大葱等三种农产品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这是日本首次实施该项措施。（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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