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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日本老兵揭露菲律宾残酷战事》的文章，揭露当年日本军队在菲律宾战场滥杀无辜的野蛮与残忍，毫无人性可言。
这位日本老兵名字叫石田仁太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是日本海军的一名士兵。尽管他当时并没有去菲律宾，但他在战后了解到，当年日本军队在菲律宾的暴行令人发指。他说：“战争期间，我在日本海军服役，从没有去过菲律宾，但是，如果我被征召去那里，我就会成为参加大屠杀的日本兵一员。”他还说，日本当年参加战争的大部分军人至今都不敢或不愿正视那一段野蛮的侵略历史。
石田透露，1945年2月27日和28日，日本军队曾疯狂闯进利帕村，一次杀人就曾超过1000人。有日本兵曾回忆说，当时他们屠杀孩子的感觉就像杀死昆虫一样。日本兵在利帕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中，曾把400名菲律宾人活生生地投进一个大井里。当时，日本兵血淋淋的屠杀欲望非常强烈，其中一个日本兵竟然用一块大石头砸向一位正在梳头的菲律宾妇女的脑袋，这位妇女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今年79岁的石田仁太郎一边描述，还一边做梳头和扔下一块大石头的样子。
另一名日本老兵回忆说，1945年2月12日，他参加了在菲律宾南部村庄卡拉巴的大屠杀行动，当时有2000人被杀。为了节约杀人成本，减少子弹浪费和步枪的损耗，他们竟然把菲律宾老人全部拉到一个教堂里，然后用绳子勒死他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8年，从教师职位上退休下来的石田仁太郎曾到亚洲各国旅行，宣讲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所造成的恐怖。然而，他不但没有赢得同情，反而招致反感。也正是在那些国家，“我非常吃惊地发现，那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原本是要日本停战的。我才意识到，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投下原子弹的悲惨原因，但我才认识到，日本人的认识是多么地自私。”于是，他开始阅读战争记录、寻找战争罪审判记录、系统地访问大屠杀现场。
在过去10年里，石田自己开始了调查当年菲律宾大屠杀场景的行动，拜访大屠杀的幸存者。身背一个小包，带着一个塑料水瓶，戴着一顶棒球帽，他曾经单身一人深入菲律宾边远的村庄。除了这些，他还要面临人身的安全问题，因为他所到之处，那些二战的幸存者仍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战争的幸存者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日本人怎么会这么残忍？为什么日本人要杀害男人、女人和孩子，即使他们的上级没有命令，他们也这样残杀无辜？为什么日本人不让这些无辜的逃走？石田的回答更让人愤怒：因为“我没有战争经验”。 从国外调查回到日本后，他再与那些“有最深愧疚感而又沉默不言的日本老兵”斗智斗勇，试图诱导他们，并让他们说出残杀的真相。他已经走遍日本，拜访了近百名当年参与屠杀的日本兵，其中，有些日本兵拒绝与他交谈；另外有些日本兵虽秘密地承认那场屠杀，但从没向他们妻子说出真相；还有一些人后来说，与石田交谈后，他们就经常做恶梦。
石田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一个没有自我批评的国家是无法治愈自己（伤痛的）。即使你是战后出生的，你也仍肩负着自己国家的历史。”他坚定地认为，不要忘记历史。
然而，与其说石田仁太郎代表的是受害者，倒不如说其代表的是加害者。这正如《纽约时报》报道中所说的，“对于一个正在坚定回避过去那一段最羞耻历史的国家来说，石田仁太郎所说的只是一种没有任何人想听到的声音。尽管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两本著作，讲述当年日本兵和受害者的真相；尽管他也带领为数不多的几个日本人数次外出探寻，但他在日本国内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几乎没有什么日本人读过他的书，也没有几个日本人知道他的名字。”
《纽约时报》报道说，石田仁太郎的著作———《杀人者与被杀者》（这是在日本的书名，而在菲律宾的书名就是《无耻》）内容有三个方面：菲律宾当地人的描述，他所采访的日本兵的记述以及他自己的“痛苦反应”。他的书印刷数量少得可怜，日本报纸的评论家根本就看不上它，因此，他的书只能在书店的书架上呆几个星期后，就被很快撤下来。 石田在评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时说，“小泉对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年轻人表示遗憾，但是，全亚洲国家的年轻人也都战死了。仅仅为自己国家的军人祈祷是不够的。”他还指出，在日本，凡是调查战争真相的人都被淹没在无视历史的大潮里，比如，调查对华战争的记者本田、调查对印尼战争的某教授等等，他们的遭遇都一样。
本报记者获悉，据一名名叫加藤亮一的日本随军牧师在其《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一书披露，正是由于日本对菲律宾的残酷暴行，使得战后菲律宾的年轻人是在“彻底的反日教育中长大的，‘日本人的、残暴冷酷，是一个野蛮的民族’的说法对菲律宾人来讲就是一种常识”。
然而，另据一位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权威日本问题专家日前告诉记者，由于经济等原因，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很大国家对日本否认历史的言行无动于衷，甚至默认日本人的做法，这也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急于访问东南亚国家，以摆脱亚洲外交困境的重要原因。（陈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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