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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先贤们作出过许多很有意思的论断，从不同角度给人以启发。例如，莎士比亚认为自我克制是人类品格的精髓，说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能瞻前顾后”。仔细一想，确实有道理。如果一个人任由冲动和激情支配，就不可能有效地检点自己的行为，最终很可能要毁掉自己的一生。
英国19世纪著名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他撰写的《品格的力量》一书中，向人们介绍了作家瓦特·科斯特的故事。这位作家一生贫穷，为了照顾亲友、医治疾病欠下了大笔债务，写好的书稿也不能出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边缘。这时有朋友介绍说，如果能以写作为富商服务，就能够得到足够的钱还债，科斯特回答得很干脆：“不需要。我的右手将努力工作，以偿还这一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还说，“我可以失去其它的东西，但起码不要玷污清白的名声”。于是，他一如既往地埋头写作，把所得都用于还债。在他看来，家境的窘迫、生活的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自己的信念，没有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一个正直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自律，不能为金钱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在中国，类似的例子也有很多，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留胡节不辱的苏武，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等等，他们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就是吃苦、牺牲，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以自律、自控的方法抵制着不良欲望的侵蚀。与这些自律者相反，有些人头脑灵活得很，只要欲望、利益能得到满足，什么原则、信念都可以不顾。现实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像胡长清、成克杰以及厦门远华大案中落马的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并不是一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时就是腐败分子，而是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没有有效的监督，更没有及时的自律，才使私欲无限制地膨胀，走向堕落的深渊的。
有人说，惩治腐败靠的是法治，不能寄希望于自律。这样的说法不全面。惩治腐败当然要靠法治，但严格自律，防微杜渐，构筑思想道德防线，也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作为人们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对人的思想、行动起着约束作用。道德水准是一个人的行为基础，道德防线是防止腐败的第一道屏障。人生活在社会上，与客观存在的香风毒雾打交道，自律的人能保持清醒头脑，把持住自我不迷失方向；而不能自律的人则头脑昏昏，丧失警惕，随波逐流，成了权、财、色的奴婢。从已经查处的案件中也不难看出，在同样环境、条件下工作的干部，有的迷迷糊糊失了足，有的依然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之所以形成这么明显的差距，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忘记了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与错误的东西同流合污，把自律抛到了一边。可见，是否能严格自律，效果截然不同。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在新的形势下，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加强思想品德修养，以自律为基石构建良好品德，真正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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