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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不但深刻地阐明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在精辟分析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的基础上，阐明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对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既要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又要把它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坚持打“持久战”。 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主要是由导致作风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一是党长期执政的原因。在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处在反动派残酷统治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为了革命的胜利，广大党员和干部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中获得支持和力量，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否则就会失败。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全国政权，有了调动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执政前无法比拟的。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手中都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面对这种环境和条件，党内一些人容易产生脱离群众、固步自封等倾向。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甚至会利用执政党这一条件，利用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谋取私利。在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这种可能、这种危险将始终存在，如果我们党放松教育和管理，这种危险必然会蔓延发展。 二是党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使得各种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给党的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由于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一些人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会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由于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容易引起一些人心理失衡、私欲膨胀而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由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生活追求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人的道德水准下降，容易导致见利忘义、奢靡之风滋生蔓延。 三是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的原因。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国外渗透进来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着党的队伍，导致部分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严重曲折，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有的思想颓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唯心主义，热衷于求神拜佛甚至迷信邪教异端。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共产主义渺渺茫茫，社会主义模模糊糊，资本主义实实在在”，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有的认为“理想是远的，政治是空的，权力是硬的，金钱是实的” ，于是，他们就“抛开远的，不想空的，抓住硬的，大捞实的”。还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追求灯红酒绿、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 四是有的地方和部门治党不严的原因。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一些地方、部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治党治政不严，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得不紧，管理和监督不力。有的疏于教育，没有按照党章和党的有关规定，严格要求和教育党员干部，发现干部有了不良苗头不及时提醒，不认真帮助，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有的疏于管理，对党员队伍、干部队伍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严格的管理办法和制度。有的疏于监督，领导班子内部和领导干部之间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该批评的不及时批评，该制止的不严格制止，回避和掩盖矛盾。有的执纪不严，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在处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的甚至瞒案不报、压案不办，从而姑息、放纵了搞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的行为。 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时说过，“腐败现象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许多社会都有，不可能完全消灭干净，但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努力把它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这一重要思想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同样适用的。我们要按照《决定》精神，充分认识和把握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不懈地去抓，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使广大党员和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施芝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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