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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1963年7月17日生于耶路撒冷，后留学法国，担任阿拉法特经济顾问期间与阿拉法特相识、相爱并最终秘密结婚。
以色列军队1月9日出动大批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占领了两所位于马瓦西的巴勒斯坦海岸警卫队的警察局。巴勒斯坦警方表示，警察局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村庄和犹太人移置区之间，属于以色列军事管辖范围。警方说，以军驱逐10名巴勒斯坦警员，没收一把手枪。以色列军人在这次行动中并没有开枪。
以色列军方这次行动是在哈马斯的成员杀死4名以色列军人之后发动的。频频发生的巴以冲突，使阿拉法特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人们很少知道，在阿拉法特的背后有一位年轻的夫人在默默与他分忧。
最近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我嫁给阿拉法特》一书，首次介绍了阿拉法特夫人与阿拉法特共患难的内幕，尤其是他们秘密结婚初期，她所承受的种种压力。
-阿拉法特提出秘密结婚
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感到我们之间一种胜过友情的关系已经形成。我觉得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向我求婚，使我茫然不知所措。但我还是回答道：“行，同意，是的，我相信我也爱你。”
可是，他马上补充说：
“苏哈，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先不能走得太远，只得秘密结婚。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这条件对你来说有时很难承受。但我知道，你是坚强和勇敢的，秘密结婚吧。”
“那我父母呢？”我问他。
“不必担心。做事要审时度势。现在，我们应当保守这个大机密。目前局势很微妙，面临大起义和以色列镇压，我们的人民理解不了我怎么结婚了！”
我表示同意结婚，但未权衡继续当助手同时又起妻子作用的后果与困难，尤其对那么特别的巴勒斯坦侨民的影响。海外侨界很重要，经常提出批评，有的意见也略显粗俗。
-我受尽了冷嘲热讽
我接受这样的秘密结婚，但真没有想到后来会如此之难。我爱亚西尔· 阿拉法特，我们深深地相爱。可是，这种爱，我们不能公开有所表露。即使这样，我还是招致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受尽种种冷嘲热讽。当然，在我丈夫面前或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如此放肆。不过，我觉察到了在自己周围，竟然有着那么多的虚伪，那么多的谣传，那么多的暗示，以及那么多的嫉妒。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我终于习惯了。对我来说，惟一重要的是，继续做好分内工作，有更多时间跟阿拉法特亲密相伴。生活在阿拉法特身边，要求有强大的性格力量和充沛精力。只有真正爱一个人，才能承受得了“虽已结婚却似情妇”的境况。
保守我俩结合之秘，对于我非常艰难。每逢到巴黎短期逗留，我得尽量喜笑颜开，不使家里的人担心。始终不容易回答母亲提出的难题。她不明白我为何不租自己单住的小房子或套间。
令人不愉快的谣传，随即使她对自己的女儿产生了怀疑。这使我首当其冲深受损害。然而，国家机密是承诺，不能打破。母亲一直老跟我提同样的问题；“到底你和阿拉法特之间有什么事？跟我说真话！”
-阿拉法特的心理障碍
我竭力想搞清楚这样秘密结婚的缘由。我想，阿拉法特萦绕在心的是，他有一天回答记者提问，曾说过并由此成为他的座右铭的那句话：“命中注定我与巴勒斯坦事业结合。”对于他，结婚就是犯忌，将玷污其形象。他感到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障碍。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的承诺与责任，置他于复杂境地。认为自己无权结婚，无权生儿育女。我知道，他崇敬戴高乐将军。于是，我跟他反复说道：
“戴高乐将军战争期间和法兰西结婚，但不妨碍他有妻室和儿女。”
他始终拒绝揭开我们的秘密。
见我痛苦不已，他对我说：“要挺住，勇敢些。”
勇敢对他至关重要：决不陷入绝望，一旦搁浅重新启动。这便是他的一生及其性格力量。可我呢，我不是阿拉法特。
我信希腊东正教，但却行穆斯林婚礼。这于他于我都不是阻碍。嫁给一位国家元首，要信丈夫信的教，实属正常。我改信伊斯兰教，念古兰经，但不妨碍我，若想上教堂仍然可以去。
-阿拉法特的飞机突然失踪
1992年4月7日，星期二，晚上，约七点钟。阿拉法特离开喀土穆返回突尼斯。他乘坐的飞机应飞越利比亚上空，并在库弗拉绿洲做技术停靠，以便加燃料。在几内亚比绍注册的飞机是安托诺夫-安26，俄罗斯制造，有两个螺旋桨发动机，性能安全可靠，广被使用。
起飞时，一切完全正常。机上十二三个人，除了三名机组成员，有阿拉法特及九位保卫人员。飞行期间，利比亚雷达报告，整个地中海有强烈的沙尘暴，库弗拉机场不能使用。沙旋风卷，全无能见度。驾驶员决定改朝南飞行，距库弗拉三百余公里，飞到萨拉赫机场。无论如何必须降落加油。沙尘暴险些使飞机像翻煎饼那样，而且几乎完全堵塞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造成飞机无法控制地下降。
20时40分，的黎波里航空监管处收到如下信息：“喀土穆突尼斯特殊飞行，无法降落。萨拉赫机场，争取临时着陆。”
20时45分，利比亚雷达屏上再也看不见阿拉法特的专机。接着，再无任何无线电信号。警报拉响。阿拉法特的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
-第一夫人被人遗忘了
在突尼斯城，托泽尔街39号，开始了焦急不安之夜。我和阿拉法特的婚事得到正式承认刚刚三个月，便独守空房。
我在这处房子里已被遗忘，犹如寡妇，无依无靠。身边无一人，没有接到一个对我表示安慰，问我是否需要点什么的电话。仅有一人例外，就是我丈夫的发言人、顾问巴萨姆·阿布·沙里夫。在突尼斯城，我发现我对他们分文不值。我信得过又正确对待我的，只有法鲁克·卡拉米和乌姆·吉哈德。
我躲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兼客厅里，独自祈祷，企盼传来消息，传来奇迹。许多挂在墙上或作为装饰摆得明显的阿拉法特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付出何等艰巨代价的这一婚姻，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他最喜欢的照片有：他自己23岁时在开罗的青年照，即1952年为巴勒斯坦事业向纳吉布将军递交用血署名的请愿书的那张；纳赛尔1967年六天战争失利后在他客厅里留影，身边有阿拉法特、阿布·胡勒、阿布·伊亚德和法鲁克·卡拉米，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阿拉法特穿军装在贝鲁特街头，阿拉法特与战友阿布·吉哈德及其勇敢的夫人乌姆·吉哈德。有阿拉法特在联合国讲台上演说照。当然，还有阿拉法特和我在一起的精美照片。夜深了，仍然毫无音讯。我一直在收听各个电台的广播。我得知密特朗总统同意法国及其军事机构参加寻找阿拉法特的任务。
-我把项链放到他的照片上，链坠开始摆动
忽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尽管我非常不相信预知力，但在这种时刻，不管什么主张只要给我以希望，真巴不得能抓住。我在自己的小办公室坐定，到处分放着阿拉法特个人的东西。我把自己平时戴的金项链放在古兰经袖珍本上当做摆锤，开始企盼起来。我从法国周刊《巴黎竞赛画报》里挑了莱迪迪父亲的照片。坠摆一动不动。而当我把坠摆放在阿拉法特的像上，不仅动了，而且摆动很大，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如此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坚持，坚持希望，不过我心里思量，要理智地对待。几分钟后，我改用戴高乐将军的书做同样试验，封面上有他的照片。摆锤在阿拉法特相片上晃动，而在戴高乐相片上却不动。我该从中看到一个迹象，并坚信吗？我想，必须继续祈祷，要祈祷。我进入一种半睡眠状态，即第二状态。可听得见连接丈夫办公室保安的步话机，时不时错过少有的、依然相同的信息：“没有什么新情况。”
宣布阿拉法特死去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被占领土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深夜全都走出家门，放声大哭，高喊阿拉法特的名字。国际上各大国首都，开始研究将招致中东大震荡的这一空白所带来的后果。在耶路撒冷，沙米尔满意得不住地搓手。
-“他还活着”
4月8日，星期三，朦朦胧胧中不觉黑夜已去，白天来临。我仍然匍匐在地。九点钟，电话铃一响，我猛地站起来去接。一位军官向我宣布：
“找到了，他还活着！”
听罢，我放声哭了，号啕大哭，哭个不停。他还活着，我的恐慌心情顿时消退了，但仍处在被打击之中，甚至连站都站不住。
几分钟后，电话又来了。难以置信，是他的警卫员，一同从喀土穆上飞机的。他简单说了一句：
“很好，他想跟您说话。”
话音很远，不过真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仅问他一声：
“您好吗？”
“别担心……”
于是，我又泪如雨下，等着挂上电话。我冥想：“何等奇迹，简直神了！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他，我也需要他。”那时刻，他只与三个人联系：他在开罗行医的兄弟法蒂、法鲁克·卡杜米和我。
我还在哭泣，其他电话开始不停地打来。大家都欢欣鼓舞。日前见不到的人，现在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我。昨天晚上，还被孤独地遗弃在家，而今天一早，客厅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起阿拉法特一再跟我说过的话：
“必须严于律己，要锻炼吃苦耐劳精神。不论困难或后果如何，决不被吓倒。”
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有也门总统，他提议为我提供飞机去利比亚。
-警卫组成人墙
阿拉法特幸免遇难
在大漠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阿拉法特后来给我作了详细描述。当时，完全没有能见度，飞行员决定临时降落，请求阿拉法特坐好。而他要坐在驾驶室里。最后，他同意坐在机舱后部，由警卫员们护着，组成人墙似的。
机舱内噪声响得厉害。大风猛刮，机体像麦秆似的震荡直下。快接近地面时，驾驶员即刻明白要救乘客，只有一招：不能平贴着陆，只能先俯冲。他们三人便选择牺牲自己，把生的机会留给阿拉法特。
飞机撞碎成好几段。机组成员还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他们伤得实在太重，眼看就这样死去。真是勇敢的汉子！
飞机残骸下，阿拉法特仅受撞击，仍有知觉，甚至清醒得很。他的几名警卫员全都受了伤，不过还活着。他们立即组织相互救助。黑夜已降临，暴风仍在刮。荒漠非常冷。他们用残骸及座位碎片烧火取暖，同时赶跑远处号叫的野兽，尤其是鬣狗等。阿拉法特保持冷静，把自己的大伤口包扎好，便将所带的抗生素分给每个警卫员。每当出访，他总在小手提箱里放一些药品。这次去喀土穆前夕，我觉得这些药已经过期曾要他将它们统统扔掉，多亏全都留了下来。而在礼服的一个口袋里，他甚至还找到自己喜欢的糖块儿、茶。
整个通宵，他们都在祈祷，一直念古兰经。天蒙蒙亮了，救助队赶到，把他们的物品收好，将他们从萨拉赫护送至的黎波里。失事飞机是在距军事基地七十公里处坠毁的。
阿拉法特当时最怕的是，以色列当局先于利比亚发现他们，并派战机轰炸他们。幸亏丝毫未出现任何这类情况。
在突尼斯城，家中继续人来人往。这一件事，又一次给我以忠告，是针对虚伪的胜利。第二天，巴解组织执委会几位人士前去的黎波里，我也同行。利比亚人见一个金发女郎同下飞机感到有些奇怪。我旁边有乌姆·吉哈德。
-医生不知道我是他的妻子，我守护他两天两夜
在医院，阿拉法特躺在床上，两眼红肿，头上包着绷带。我立即求见医生，了解他伤势的确切情况，并检查包扎正确与否。我这样照料他，不免有些难堪。而可怜的他处在打击之中，还来不及说一声我是他的妻子。我宁愿让他好好休息，因为在沙漠里度过了一夜，特别是经受这样的空难，他变得虚弱了。可是办不到，数十位人士竞相拥进他的病房，都想拥抱他，其中有卡扎菲主席和利比亚政府成员。大家都希望和他拍照留念，认为他是被显示过圣迹的人物。他大难不死，他们看到了真主显灵。
我守在他床头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亚西尔要求回突尼斯。可谓凯旋归来：官方隆重欢迎，侍卫队，奏国歌。本·阿里总统和大多数突尼斯领导人都在场。约有20分钟，他不得不站着接见巴解组织委员们、突方人士和各国大使等。至于我，并不想趁机站在他的身边，不希望人家说什么“瞧，她利用这次失事树立个人威望”。我只等到随后与受伤者一起下飞机。我拒绝去荣誉大厅，但阻止不了记者争先恐后涌来，要我具体谈谈他的健康状况。
随后，阿拉法特的摄影师给我送来三位遇难飞行员的照片。亚西尔一看照片，放声哭了，说道：“他们是为我而牺牲的。”
-阿拉法特收养了
150个孤儿
我希望安排数小时紧张的活动之后让阿拉法特好好休息。不料当天又有电话通知：“萨布拉和沙蒂拉烈士子弟们”要来看望他。这是阿拉法特收养的150个孤儿。我表示反对，说道：
“不行，太晚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非常累。”
“一点儿不累，叫他们来吧。”亚西尔回答，“我想见他们。这是我的孩子们。他们都靠我啦。不要使他们失望。”
我于是叫人只把最小的孩子领来，有十五个，完全是亚西尔自己抚养的。
十五个顽皮的孩子来到别墅里。他们到处跑，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叫着，笑着，跳上他的床，要他和他们一块玩儿。然后，他们异口同声，央求允许他们睡在那儿，在他的旁边。他表示赞同，转而对我说道：
“你去准备床吧！”
“怎么可能呢？只有两个房间，把床放在什么地方？”
“不成问题，他们是战士，可以睡在地上。”
我的丈夫显得特别精神，而我却筋疲力尽。我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同时很想让他也放松一下。我给领队使了个眼色，试图找个借口让孩子们回去，便提议说：
“同意。不过，先得让他们去找睡衣……”
“用不着，”亚西尔反驳说：“根本用不着。他们是战士，习惯穿着衣服睡在地上！”
我假装赞同，让孩子们走出他的房间。随后，我与校长商定，最好让他们回寄读学校睡觉。阿拉法特入睡前问我：
“孩子们都安排妥了吗？”
我的回答使他放心了。
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但早上醒来，他开口便问：“孩子们在哪儿？我想和他们一起吃早饭。”
“他们不在！”
“什么！不能容忍！不是跟你说过他们睡在这里吗？”
“不可能，咱俩太累了。”
他继续表示不满，命令我赶紧把他们找来，要和他们共进早餐。
瞧他们全都坐在桌子四周，胃口很好，特别能吃，亚西尔很高兴。他挺喜欢孩子们。他和他们开玩笑，不住地逗我，一再说昨晚他们未能留下，全是我的缘故。
然而，阿拉法特和他们很快用完早餐。他立即去开会，让我陪着十五个孩子。
摘自《我嫁给阿拉法特》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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