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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出版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首度对内地十大阶层的社会地位作出排序。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立了20 3项重大课题。其中，为中共“十六大”理论创新重点筹备所作的以“中国社会结构和阶层分析”、“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为主的13项重大课题，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均由李铁映担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及成果。
上百学者倾力参与
1999年初，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有关项目随即被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得到院科研基金的重点资助。
调查研究工作进行3年来，参与调研工作的内地著名学者、专家有数百人，主要撰稿人如陆学艺、王春光、石秀印、李春玲、樊平、张厚义、张宛丽等，都是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以上级别的专家，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学、城乡阶层流动研究等方面颇有造诣。不少基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也参与了课题研究。
重新定义Class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执笔人认为，国际通行的描述社会结构差别类关键词“Class”，中文可译成“阶级”或“阶层”，故过往理论上对阶级阶层的分析就当然带有“冲突论”和“功能论”的两面性。
该报告的具体研究者及撰稿人之一、中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谈到有关研究细节及阶层划分依据时说，这一命题意义重大是毫无疑问的。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因此，从可协调而不是矛盾对立的角度，用“阶层”的概念比较准确。
涉及敏感内容
本次调查问卷中有大量篇幅涉及当前社会上比较开放的话题，如“有何信仰”、“对收入差距现象的认同程度”、“为了保住城里人的工作应该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身边见过哪些职业腐败现象及原因”等。特别敏感的问题更收到你敢问我敢答的预期效果，如“是否感到政策上重经济轻权利”(认同53.6%；不认同15.7%)、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没好处”(不同意59.7%)、“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同意81.4%)、“现代社会主要是靠企业家来推动的”(同意52.1%)、“对阶层或阶级利益冲突的判断”(答有冲突占89.4%)等等。
问卷内容广泛
为保障此项重大课题研究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全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整体情况，课题组会同各路心理学及统计学专家，用近1年时间研究抽样方法及设计问卷，最终确定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72个市、县、区进行人群等距抽样，并由2001年6月起展开实地大规模调查工作。其中对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坯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七都镇、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还进行了重点入户访谈和召开座谈会形式调查，取得1.1万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另外，问卷调查情况之全面、分类之细，也令外界难以想像。
十大社会阶层及其特征
报告对内地社会群体划分的10个阶层及其社会地位、特征等作出如下界定：
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当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约占2.1%。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
经理人员阶层：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所占比例约为1.5%。是市场化改革最积极的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
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约占0.6%。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无法和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但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和重要组织者。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约占5.1%。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所占比例约为4.8%。是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十几年仍会增加。
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并投入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所占比例为4.2%。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这一阶层是市场经济中的活跃力量。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约为12%。这一阶层和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
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约占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经济改革以来，该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其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农业劳动者阶层：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职业及收入来源的农民。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在整个社会阶层机构中的地位比较低。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是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是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所占比例约为3.1%。目前，这一阶层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深圳发现“不在业者阶层”
报告的深圳部分对社会阶层的划分，让许多外地人颇感意外：首先，由于深圳的调查不涉及农户，阶层中没有农民。另外，按照问卷统计软件的自动归类推算，深圳有35.92万人比较特殊，包括大量有丰厚积蓄而自愿不在业的。课题组将之与11万名离退休人员、6万名学生、7.4万名因其他因素离职或自愿离职而暂时待业的，统一定名为“不在业者阶层”。
另外，虽然深圳的社会阶层收入还处于金字塔式，但与全国情况显著不同的是：阶层结构图已经明显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其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比例分别达到6.15%和3.08%，首次超过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也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成为理解“深圳速度”的一个新的重要参考指标。
调查中，不少人从事的特殊服务性职业和企业类别在188项判断指引和其他参考里都找不到答案，有关人员只能粗略归入社会中介服务，此亦引起对市场经济复杂性的重新考量。
内地社会结构剧变
研究报告的撰写人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结构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中包括：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它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的数量随着农村工业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他们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内地已经具备。今后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
据分析，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说明当今的社会已进入现代社会的雏形阶段。稳定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一个橄榄型，内地现在还是一个洋葱型，该大的还没有大起来，该小的还没有变小，该富的还没有富起来。通过这一划分，确认了哪一类人群是社会主导阶层；哪一类人群是弱势群体；哪一类是上升群体，从而可以制定相关政策，调整社会结构，扩大弱势群体的上升渠道，最大化地保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私营业主阶层受关注
针对备受关注的内地私营企业主，专题报告《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清晰的判断句式作标题，展开严谨分析。
报告认为，私营企业主积累财富的过程基本上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调查还显示，目前内地私营企业主的年收入不高，和外企和民营科技企业的“白领”相当。他们的企业净利润中有8.4%被企业作为生活资料周期性地消耗，有17.5%的私营企业主仍在租住公房或他人住宅。45.6%的被调查者平均拥有10257元的有价证券和储蓄存款，余钱往往尽可能地投入到再生产中，等等。报告肯定，私营企业主及其家庭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不是剥削收入，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
另外，调查表明，2000年，全国的私营企业共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07万人，年增长159.9%，有209万名下岗职工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同期，全国平均每位企业主以33.75万元的私人注册资本金，创造了除自己以外的6.1个就业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社会阶层有如此大的社会贡献。从1990年至1999年，私营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消费品零售额和上缴的工商税收，平均每年分别以49.08%、56.49%和72.08%的速度递增，超过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增长速度。
报告思想空前解放
无论是课题组工作人员，还是读到报告的各界人士，反映最强烈的是感受到一股思想解放的暖流。认为这一报告提供的思路十分清晰：内地现代化的前途不仅是一个更公平开放的经济，也是一个更公平开放的社会。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体制改革，目前又将应对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
回忆起参与课题研究的100多个日日夜夜，汪开国至今心潮澎湃。他说，虽然过去从事过大量的政策指导性调研，但感觉这次的视野最开阔。中央此时提出对内地社会进行阶层划分，抓住了社会学及党建理论创新、国家发展重大政策方面的最根本问题，意义极其重要。特别是实事求是地检讨了20多年来围绕经济建设考虑各项工作的思路，不再回避现实对政治生活提出的挑战，必将大大加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领导层和民众对于基本国情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同时，对依法治国的要求和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正视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不断调整政策，特别是对不同利益群体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和保护，才能从根本上确保长治久安。 赵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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