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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核威胁，许多人在认识上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核恐惧不会导致核战争；一是认为核裁军导致了核武器数量的削减，核威胁程度也随之降低
●如何既形成全球核战略均势稳定，又不损害本国安全利益，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结果，核裁军、核军控谈判搞了几十年，核国家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加速增多的势头
●当局部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级威力的炸弹和类核武器时，真正的核武器就有可能登场。其实，当美国为了追求它一国的“零伤亡”，而在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和热压弹时，已经把这种危险推到了眼前
美国媒体最近披露，美军方将核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7个国家，并计划加紧开发小型战区核武器，以增加核武器的可使用性。此论一出，全球哗然。此前，1月9日公布的美《核战略评估报告》，将核威慑对象由“单向威慑”转为“全向威慑”，2月14日美英联合进行地下次临界核试验等。这一切不仅昭示美国背弃国际准则，顽固图谋世界霸权，同时提醒人们：世界存在着触发新的核危机的危险，忽略这种现实威胁，必将难有长久的和平。
核武器独有的“恐惧逻辑”曾经维持了世界总体和平，但如果就此认为核武器会始终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这值得怀疑
对于核威胁，许多人在认识上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核恐惧不会导致核战争；一是认为核裁军导致了核武器数量的削减，核威胁程度也随之降低。这种对核武器的持久恐惧和对核恐惧的奇特信任，来自两个因素：原子核反应能量释放出的破坏力，将使双方成为输家；世界上有上万件核武器，爆发核大战必将毁掉人类文明，因而谁也不会成为赢家。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总体和平，便是在这种独特的恐惧逻辑中维持下来的。
物理上的核威力，心理上的核恐惧，曾成为和平的平衡器与稳定剂，那么在新世纪，核武器能否继续发挥这种功能呢？答案很难确定，但有两种发展趋势不容置疑：
一、由于核武器的摧毁能力，使它继续成为核大国平衡21世纪安全战略的首要工具。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向一超多强的方向演变，核武器对大国的战略保障作用并未降低。俄罗斯由于常规军力的削弱，对核盾牌的力量更为倚重；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国，也不得不继续将核武器作为保卫国家的最后屏障；英国、法国则依然以其为数不多的核弹头来保证它们欧洲大国的象征性地位；拥有最强大战略核武库的美国，更是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把核战机器置于随时发动的状态。新世纪里，世界局势无论是紧张还是缓和，不论是和平还是动荡，核武器的战略遏制作用依然不改。
二、核扩散现实的威胁，在一些国家中蔓延。同时，这种威胁也将越来越真实地来自于那些极端主义的个人、组织或团体。它们正在使现有基础上的各种核禁令处于瓦解的边缘。
国际社会历经数十年艰难谈判，终于在1995年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为永久性条约，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于1996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可如今，这两个被普遍视为是整个世界安全基础的条约，不是岌岌可危，便是进退两难。核扩散不可避免和核国家越来越多这两个现实，已经使未来的核安全系数大打折扣。而美国“针对能够阻止非核武器进攻的目标”和所谓“军事局势发生剧变”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则几乎等同于“鼓励其它国家抛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联合国副秘书长达纳帕拉语）。
在这两种趋势中，又混杂着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无情地困扰着新世纪的世界核安全格局。
首先，是否拥有核武器这种超常力量，对于任何一国来讲都是攸关存亡的事情。核不扩散与核禁试条约签订的前提之一，就是核国家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在一些国家看来，将本国安危寄托于一纸承诺之上，显然是在冒险。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家的作法，都表明条约并不能阻止某些国家进行核努力。正是由于核武器一直被当作是提高民族自豪感、保障国家安全和成为大国的象征，因此，是否拥有它，已成为许多国家最隐秘最复杂的战略症结。根据有关国际分析，预计全球核国家的数量，将会在2025年左右扩大一倍。
其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形成和生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核技术的垄断。但在科技迅速发展、资金和人才自由流动的时代，任何能增强国家安全的技术垄断都难以长久维持。在21世纪，核技术对于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再次，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使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试爆程序、试爆次数及试爆方式的影响降至最低。特别是新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技术（例如，次临界状态核试验，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利用反物质原理释放巨大能量制造武器的技术等），可以无需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核爆试验便可得到关键性结果，或者仅需一次试爆，便可能拥有过去多次试爆才达到的水平。而美国这样的老牌核国家，则更无需实爆便可令自身的核能力成倍增长。同时，这也将使目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监测、检查与执行工作更加难以有效落实。
另外，个人和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也会为核技术的扩散带来令人十分不安的现实威胁。核讹诈正在成为形形色色的国际恐怖主义者的新手段。
随军事安全战略和核技术的变化，核武器的可使用性，同时也会发生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随着制太空权争夺的日趋激烈，拥有太空战实力的国家，迟早会将核武器与外层空间军力相结合。这将使核力量应用的灵活性、隐蔽性、突袭性和威慑力发生一种质变，由“确保同归于尽”的战略模式，向“确保单方面摧毁”的模式发展，也有了技术上的可能。二是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正在变得更小，操作更方便，价格便宜，便于贮运。各种介于常规武器和传统核武器之间的低当量核弹，已经被当作“可使用”的微型核武器而成为美国等国家新的核战略内容之一，这标志着核武器可使用性的门槛在一步步降低。与此同时，小当量核爆装置落在恐怖分子手中的可能性也在迅速增加。
事实说明，核裁军最多只能形成一种危险中的相对平衡关系，并不是解决核问题的最终办法
一般说来，解决核安全问题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消除核武器，建立无核世界；一是继续推动核裁军，遏制核武器数量与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核平衡。
理想的状态，是核国家尽快彻底销毁核武库，实现无核化世界。但这仅仅是个理想罢了。首先，它需要所有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特别是核大国间，产生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而实现这种信任又谈何容易？其次，即便核国家真的最终销毁了核武器，谁又能保证其他国家不会在平时秘密准备，战时迅速制造出核武器呢？
回到现实途径上，核裁军（包括限制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似乎是惟一的选择。并且，全世界几乎都赞同，核裁军进程应该是一个全面和不容逆转的进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要使每一个阶段都让有核国家总体核战能力下降，同时又使各方核战力量保有平衡态势。国际社会虽然在经过漫长努力后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谈判各方总是纠缠于两个原则性问题：如何既形成全球核战略均势稳定，又不损害本国安全利益。结果，核裁军、核军控谈判搞了几十年，核国家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加速增多的势头。同时，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也给核裁军谈判增加了更复杂的因素。以至于任何一次核弹头数字的削减，都会带来核武器在打击的准确性、机动性、隐蔽性、灵活性等诸多战术技能方面的提高。即使美俄两国在2010年内把各自的战略核武器削减2/3以上，那么也是以废弃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实现更有效的核威慑为代价的。因此，核裁军所能得到的，最多是一种危险中的相对平衡关系，它同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诱发核战争的危险不仅存在且多种多样，亟待唤醒人们的“核威胁”意识
展望21世纪，核技术的扩散、国家及极端势力的核欲望的膨胀等，使各种各样的核威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令人担忧。尤其美国“可使用的”核战略的出笼，已经使全球核安全的天平在21世纪初期危险地倾斜。
在全球核战略失衡与核扩散趋势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如果依旧认为，因为有了“互相毁灭”的核威慑，核战争就不会爆发，那我们便极可能铸成大错。
首先，谁也不能保证一个核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使用核武器———核武器归根结底是武器，是用来自卫和攻击的。其次，只要核武器还具有极高的政治与军事价值，那么就不能假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会越来越多，更何况美国已经将核打击的矛头指向非核国家。这只能诱使更多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发展核技术，危险的概率也就相应增加了。其三，核武器诞生至今的历史中（除美国对日本使用的那两枚外），没有爆发核战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敌对双方都没有绝对的把握一次性彻底消灭对方核力量。但在新技术帮助下，如果某国认为其核打击能力已提高到一次性消除敌方核报复能力时，那么，上述遏制核战的重要因素就不存在了。这也正是美国所谓“绝对优势”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其四，当局部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级威力的炸弹和类核武器时，真正的核武器就有可能登场。其实，当美国为了追求它一国的“零伤亡”，而在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和热压弹时，已经把这种危险推到了眼前。其五，拥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个人或组织，掌握新式小当量核爆装置的可能性和运用它的可能性，都在直线上升。这不仅会引发比“9·11”事件更大范围的恐怖主义事件，更可能以各种方式诱发国家间的核战争。
美国《原子弹科学家公告》杂志于2月27日将一座象征核战爆发时间的“末日之钟”的指针，从上次1998年设置的23时51分拨到了23时53分。这是冷战结束后最接近象征爆发核战的午夜零时的时刻。应该说，新的核威胁，主要来自美国要“在必要时进行核武器作战”，也来自于与此相关的其他“不可思议的状况”。因此，如何实现21世纪的核安全，核大国应负起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国际社会应构筑怎样的核安全机制，已成为全球军事安全中不能再回避的首要难题。除非产生一种能够压制或化解核力量的武器或方法，使人类从核威胁下解脱出来，否则不能指望它会平静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不再仅仅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与讹诈的手段时，我们离核战争也就不再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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