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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长期没有合格教师，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为此，长治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秦来英受到了本市《长治日报》、《上党晚报》的点名批评。
一份受市委、市政府管着的地级市报竟敢批评本市的副市长，这“花果山的猴王——不服天朝管”的事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如今绝大多数的地级市媒体不要说监督市本级领导和领导机关，就是批评一下乡镇级的领导或领导机关都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如果此乃属于正常现象的话，那么，长治市的媒体就有些“不正常”了。他们是吃错了药，还是吃了豹子胆？都不是，因为他们有一把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
长治市媒体的这把宝剑是长治市委给的。据报道：长治市委八届二次全会通过了《中共长治市委建立“五大监督”的实施意见(试行)》，其中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作了明确的规定，包括上至市党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这四套班子的领导，下至一般干部，大至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各方面的工作，小至各家各户的各种行为，只要法律许可，都在舆论监督之列。
长治市媒体的舆论监督之剑是坚硬的，它是八届长治市委全体委员的意志，是以市委的红头文件出现的；它又是锋利的，只要法律许可，包括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在内的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在内的领导机关都在舆论监督的范围之内。既然如此，长治市的媒体敢于曝本市副市长的光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舆论监督需要权力和法律的双重推动和支持。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在我国地方媒体舆论监督步履艰难的今天，地方媒体特别是地级市的媒体更需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长治市委给本地媒体一把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可谓雪中送炭了。然而，全国224个地级市，像长治市这样做了的却是凤毛麟角。
地方媒体能否得到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关键在于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据报道：长治市舆论监督的规定就是在2000年2月上任的市委书记吕日周的提议下出台的。他给了本地媒体极大的精神鼓舞，当媒体因舆论监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重压之时，他明确表示：“在长治，不允许有不接受舆论监督的单位，不允许有抵触舆论监督的个人”。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每篇批评报道，他都要作出批示，责令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基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这一题辞道出了舆论监督的作用。长治市委及市委书记吕日周如此钟情舆论监督，看中的当然是舆论监督的威力。舆论监督是反映社情民意的好渠道，能从中得到第一手鲜为人知的材料，从而对有关方面的工作做出决策、指导，甚至可作为制定本地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据。“家丑只有亮出来，才能增强我们改变它的勇气和决心。家丑长期包着、捂着、盖着，不是有所作为的态度，更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这便是吕日周极力推行舆论监督的内心表白。
舆论监督说到底就是帮党委、政府的忙，就是帮领导的忙，是有利于推动工作的。一些地方官员平时在台上讲得脖子粗、嗓子哑，不就是为了推动工作吗？偶尔的微服私访不也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而推动工作吗？为什么一旦媒体要批评本地或自己分管的工作时就大喊大叫要封杀呢？难道自己在台上义愤填膺讲得那么动听都是在作秀？因此，在舆论监督方面，建议地方及其领导向长治市和吕日周学习，学习他们敢于监督自己，不怕家丑外扬的精神。实际上，舆论监督的确能推动地方工作。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长治市山后河村一事被曝光后，长治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当天就率领市教委一班人马进驻山后河村现场办公，一周后该村小学生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校舍。长治市2001年全年财政总收入创下历史新高，甩掉了在全省多年落后的帽子，这与有力的舆论监督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此外，《长治日报》的发行量和长治电视台的收视率因舆论监督力度大而大幅增长。
既能安抚民心，又能推动地方工作，还能提高报纸发行量和电视收视率，这种一举多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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