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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写起了上访材料，10余年写了10余万字，作为父亲手中的拐杖，她们一道跑了无数的路程……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特殊的家庭和人生经历，也许，18岁的吴春娇怎么也与“法律”二字沾不上边。她现在是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大专的在校生，而且，她已经打算，毕业后要继续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成人本科。
吴春娇学法律，说起来动因极其纯朴，完全是为了给由于医疗差错导致双目失明的父亲讨还公道。不过，这个想法如今已有了一些超越。“毕竟，不仅是不幸的我们，整个中国，都太需要‘法律’了。”她说。秀气的脸庞上透着坚定。
就在一个月前，她首次以代理人的身份，与父亲吴幼乙一道，坐到了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这是吴幼乙状告贵州省卫生厅行政不作为、要求其承担13万余元赔偿责任的第二次开庭。为了让父亲久违了的公道从此开始找回，春娇专门向学校请了假，搀扶着他四处取证，用自己一年多来学到的法律知识草拟了行政诉状和代理词。
事实上，过去的10余年间，吴春娇一直就是这样，充当着父亲讨还公道的路上的“拐杖”，以及他面对纸和笔时的“眼睛”。
吴幼乙系遵义建材厂职工，1978年，其右眼在工作中被击伤，引起眼球贯通伤、白内障。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作了手术后，右眼失明，发生左眼交感性眼炎，并视网膜脱落，眼球萎缩。1986年7月，他住进遵义地区医院（今遵义医院），接受了“晶体切割术”，术后6天被发现视网膜上方40度至50度处有条形裂孔。同年8月，转至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施行了左眼视网膜脱离电凝综合术，手术未成功，左眼亦失明。
由此，医患双方陷入了一场久拖不决的医疗纠纷。
经申请，1991年1月，遵义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得出结论，认定遵义医院对吴幼乙的手术为“严重医疗差错”。吴本拟向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可是由于拿不出200元鉴定费，只得放弃。当年8月，遵义地区卫生局发文决定地区医院给予他一次性经济补偿790元，并承担鉴定费150元。这以后，吴幼乙便踏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不断地向省卫生厅等部门发出复议申请书。
父亲双目失明的时候，春娇刚两岁多。从会说话起，她就经常不懂事地问：“爸爸，你为啥看不到东西？”每回，父亲都默默无语，直到五六岁时，她才渐渐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第一次强烈的记忆恰是在1991年———父亲去遵义医院论理，与人发生争执被撞伤，好不容易独自摸索着回到家，看到他鼻子上的伤痕肿块，自己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母亲没多少文化，于是，一年级，她即在父亲的口授下，歪歪斜斜写下了第一封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申诉信。10多年来，日复一日，累计写了10多万字，字也越写越好；原稿堆起来，有好高一摞。这些原稿，一封封，都被吴幼乙像宝贝一样收藏着，要看哪一封，居然可以八九不离十地摸出来。对于他而言，它们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申诉”本身。
第一封申诉信后来还真有了反应。陈敏章部长亲自回信，告知他们申诉的程序该咋走。遗憾的是，基层工作的实际状态常常与“程序要求”之间无疑差距非常明显，无论吴春娇和父亲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不易，一次次复议申请仍然有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然而，也就是在此过程中，一天天长大起来的春娇逐渐熟悉、阅读了“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医疗事故的认定和法律处理”等法律法规与法律书籍，并坚定了学法和用法律讨回公道的信念。2000年，她放弃本已考上的师范学校，转而考取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专业中专，因成绩名列前茅，2001年，升至大专学习。
吴春娇永远不能忘怀，三年级，父亲第一次带着她上访的情景。那天，他们由家里带上第二天的饭菜，乘夜班车一大早就赶至省卫生厅，在某部门遇到一个人，询问事先联系好的负责接受申诉的工作人员在不在，那人说不在。后来，一位主动过问的厅领导无意中告知，那人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春娇认为，省卫生厅对父亲的复议申请未依法受理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严重侵犯了父亲的合法权益，是1998年及1999年，遵义市两级法院以“诉讼超过保护时效”为由，驳回父亲对遵义医院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要求的根本原因。
她表示坚信，只要法律最终是公正的，父亲就一定会胜诉。
10多年间，吴幼乙一家4口的生活和上访费用，全靠他每月数百元的薪水和妻子偶尔打零工的微薄收入负担。春娇入校后，家里每月挤出了只能应付基本生活的200元给她，幸亏学校减免了学费，一位好心人又资助了3000元。与同龄人相比，春娇失却了几乎所有本应有的快乐，可是，每每接到父母的电话，她还会为自己的“贪玩”而内疚。
“眼睛对人太重要，爸爸到了这个地步，都这么坚强，我还有什么不能坚持？”用献血来度过了18岁生日的她说。
在人们眼里，吴幼乙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拥有这样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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