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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完全的成功。三十多年过去了，试验全过程中的困难、艰辛、风险与酸楚，时时犹在眼前。请让我只写出其中一些大家最想了解而未曾披露的所谓秘闻吧。
从蛛丝马迹中探索氢弹的奥秘
当今世界，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国家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50年代前期，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对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成功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后，科学技术人员激发出向研制氢弹奋斗的极大热情，但当时也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弹当扳机，先将原子弹起爆，爆炸产生的百万度以上的高温，将使氢弹的热核材料产生剧烈聚变，释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温度和压力极度升高，因而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但更深层次的原理和方案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美国人自1952年10月31日爆炸了第一颗湿式氢弹装置；前苏联人自1953年8月21日爆炸了第一颗干式氢弹装置；英国人自1957年5月15日爆炸了第一颗实验氢弹原型。距当时已有10年左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技术报道中，总会出现某些讨论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从侧面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于是科技人员对国际上有关的论文、杂志、学术报道等刊物进行全面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线索终于在一篇有关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出现了只言片语。字是不多，但启发价值很大。专家们在此启发下，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终于将氢弹原理方案的奥秘揭示出来。当然，只言片语的启迪，不能作为成功的主要方面。最主要的是，当时我们的研究队伍称得上是人才济济，大家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像的。
前些时候，有部电影，描写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为了计算某个数据，每人一把算盘，几十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那只是电影的表现手段，实际上算盘是无法计算这么复杂而烦琐的算式的。当时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从前苏联买回一部小容量的计算机，但大部分计算工作还要依靠当时我国唯一一台最大容量的上海J50计算机。国家明文规定，此台计算机首先保证核武器研究计算，其他研究项目都要让位。有关研究人员，编完计算程序就往上海跑，计算完了回北京，再编下一个计算程序，来来往往，直到把氢弹的计算数据准确地算出为止。此台计算机在我国研制核武器方面立下了不小功劳。
大胆采用轰炸机空投氢弹的方式
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这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一个装置。因为装置不是武器，只是为了做实验而用的。
美国人于1954年2月8日，在比基尼岛试验场爆炸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1956年5月20日，才首次由B-52型轰炸机运载，在比基尼岛上空空投下一颗氢弹。我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因为当时我国拥有的轰炸机的最大载重量小于10吨，氢弹的设计总重量也必须小于10吨。又例如：原来的飞机没有会受到放射性污染的问题，现在执行这个任务，轰炸机就需要改装，必须防止人员和飞机在投掷氢弹以后，绝对保证不受到放射性污染。
想当年，当轰炸机投掷完氢弹返回基地后，驾驶员、领航员、机务人员列队向聂荣臻报告：“任务已完成！”聂荣臻问他们：“你们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投下这颗氢弹？”飞行人员回答说：“是！”他们回答时是那么严肃却又兴奋，自信而又腼腆。在场的人，看到他们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不禁从内心中产生一种敬佩和喜悦的心情。我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参谋，目睹这一大场面，兴奋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当我面对平静而勇敢的飞行人员，我冷静下来，问清了飞行员的名字，准确地记录下来，带回北京，在一次上报中央的简报上，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部上报了中央。他们应该载入史册。
模拟氢弹投掷时，主降落伞撕破
在正式投弹前，必须要进行模拟氢弹的投掷，所谓模拟氢弹，就弹体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氢弹一样，而内部是配重——“死膛”的。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1967年年初，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工厂，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时工厂的头等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工厂已完全停产，若大的生产厂房，空无一人。新降落伞的生产十万火急，而厂里却是如此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壮着胆，硬着头皮，找掌权的几个年轻人谈此事的重要性、急迫性，对国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请他们立即恢复生产。奇迹发生了，他们居然同意了。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用专机紧急送到了新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
装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我们选派了几名优秀的工人。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
轰炸机投掷氢弹时多飞了一圈
按照氢弹试验中制定的精确工作程序规定，飞机飞到核试验靶场上空，围绕上空飞行第一圈为检查仪器、观察地形、心理准备等；飞行第二圈，操作各种程序，将氢弹投下。但飞机飞到第二圈，氢弹并没有投下来。飞机飞到第三圈，才将氢弹投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
1967年6月17日早晨，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是……？
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就我们而言，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我们成功了！
后来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和我有一面之交。当年我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投掷氢弹的前一天夜里睡着了没有？他说：说老实话，一分钟也没睡着。我说：那为什么首长在投弹前问你们昨天都睡好了没有，你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睡着了，睡好了！”他微微一笑，向我敬了一个礼，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氢弹享受了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氢弹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最后组装和爆炸试验在新疆，研制好的各种元件、器件、部件、弹体等，要从青海运到新疆。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性，不能用飞机运输，也不能用汽车运输，只有用火车运输。而这种火车是一种特殊的专列，从外面看上去，是一列普通旅客列车，但它比一般旅客列车每节车厢多了四个轮子，这是为了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列车厢是同等水平。这一特殊专列从青海出发后，铁路沿线就加强了警戒，沿线的铁路部门都被命令以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对待此列车，却不知道上面载的这位高级“乘客”就是这颗氢弹。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试验室有基建施工项目，从外面请了几位建筑工人。为了保密，派了几个解放军战士站在他们旁边看着。施工的师傅特别不满意：你们这个单位太少见多怪了，北京许多大干部的房子我们都修过，都没有像你们这样保密，这叫什么事儿呀！
60年代初，从包头运来一小部分试验性核材料。这些材料由我和保卫处的一位领导去西直门火车站接站。当时西直门火车站安全警卫之多和紧张状态绝不亚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我们带了几名武装警卫，一到火车站，将车站内的所有人员撤离。不久，一节货车缓缓进站，货车上插着一个三角形内一个9字——这是最高级别的爆炸剧毒品的符号。从货车上抬下的是一个小型木包装箱，警卫持枪紧随其后，寸步不离，直到将此木箱装上汽车后，警卫又把汽车包围住。这种场面，今天只有运钞车可以看到类似场面。
赵尔陆上将在氢弹爆炸试验前期突然去世在办公室
赵尔陆上将是一位老上将。当时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是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的主管部门，所以赵尔陆就是这六个军事工业部的主管领导，他的责任和担子有多么重大，就可想而知了。
1964年上半年，当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赵尔陆决定出差前往西北，亲自了解情况。当时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参谋，组织上决定让我跟随前去。最后一站，我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近3000米，当时，他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出不来气，即使在此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察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碌到晚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下一个多小时，过一会儿，就得坐起来喘会儿气。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甚为钦佩和不安。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紧张的研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矛头自然就对着赵尔陆了。一小部分人抄了赵尔陆的家，而一大部分人围住了国防工办的办公大楼，用高音喇叭广播：赵尔陆出来！赵尔陆出不了大门，每天只能听到外面愤怒的喊话，他十分焦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
1967年初的天气特别寒冷，办公室的暖气到夜里就没有了。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人，为氢弹的各项工作焦虑，心情压抑，而他又身患多种疾病，在寒冷的办公室里，连呼吸都困难的，身边却没有医护人员和亲友。在无人帮助、无人救治、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于1967年2月2日凌晨，只有62岁的老将军在办公室里哮喘病突发，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令人尤感痛惜的是，就在1967年2月2日早晨8点，周恩来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赵尔陆去中南海休息。当时让老干部到中南海休息是一种保护领导干部的措施，但赵尔陆离开人世已有几个小时了。
美国人数月前就知道中国要进行核试验
1967年初，我国从收集到的美国通讯社和其他有关报道中，不断看到有关中国在不久将要进行一次核爆炸的报道。这个极为绝密的大事怎么传到美国人那里。开始我们不理解，是不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随着调查了解工作的进展，通过分析研究，秘密泄露的真相明白了。中国人谁也没泄密，而是核试验基地的现场被美国侦察卫星侦察到了。
参加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器材非常多，而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经常定时地由头上飞过。我在罗布泊时，不止一次地看到闪亮的卫星由头顶上空飞过，而且飞行的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侦察卫星上的摄像技术当时已甚为高超，它把地面壮观的场面摄取并发送回去，自然能判断出中国将要在这个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了。
1966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带有热核材料的爆炸试验，美国、日本等国派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取回爆炸后的大气尘粒。经美国人分析后，里面确实含有热核材料成分，这也为美国人的判断提供了证据。
周恩来在氢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
在离氢弹爆炸试验的靶心十多公里的位置，有一排半人高的观察战壕。在战壕里有一部专线电话，此电话专线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在试验前，不准任何人使用。
1967年6月17日早晨7时左右，聂荣臻等各部门领导人在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陪同下，提前来到了核试验场战壕。我当时很荣幸地站在聂荣臻身边。
7时多，核试验基地的第一把手张司令员报告，载着氢弹的飞机已由基地机场起飞，正向试验场上空飞来。不久，指挥部的喇叭里广播，飞机已快接近试验场。接着，一架银白色的轰炸机拉着白烟飞到试验场上空，载着氢弹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进入第一圈飞行，进入第二圈飞行，进入第三圈飞行。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氢弹爆炸，那巨大的蘑菇云不停地在空中翻滚，越滚越大，越壮丽。
就在这壮丽场面映照大地的同时，聂荣臻拿起战壕里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试验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聂荣臻也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
氢弹的大政方针，许多都是在周恩来亲自操心确定下而实施的；许多问题也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无数次的“中央专委会”上研究确定的。但当他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贡献，而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的虚怀若谷，令人赞叹；另一方面，呼这样的口号，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极端兴奋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距靶心地区还有十多公里的临时宿舍时，非常吃惊地看到，宿舍的所有门和窗户都被撕裂般推开。如此远的地方，氢弹的冲击波的威力居然仍有这么大。
李觉副部长被迫当了“八级瓦工”
李觉原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50年代末期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担任第一任院长，后来又调到核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他既不是核物理方面的专业人员，也不是其他专业的技术干部，那他是怎么领导的这些专家？他的领导艺术又是什么？
一是他非常关注各项科研项目的进展和问题，但从不指手画脚，放手让科研人员和各级主管科研的领导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说上几句恰到好处的话，稳住阵脚。例如：有时试验不成功，大家的情绪受到影响。他就在分析会上说：“试验，试验嘛，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应该锲而不舍地试验下去。
三是身先士卒。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爆炸物理试验场，人们经常看到在组装炸药和插雷管时，李觉拿着一个小凳子，在边上一坐，既不说话，也不动手，微笑沉稳观之。工作人员看到他在最危险的现场陪同大家，心里就塌实多了。
四是实实在在关心人。在国家困难时期，科研人员每餐一碗清水菜汤，一个馒头，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浑身浮肿没力气。李觉组织人员在青海湖捕鳇鱼，在山上打黄羊，在草原种土豆，然后用火车运往北京，改善大家生活。用他的话说叫做“前方援后方”。
五是启发大家谦虚谨慎。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大的美中不足是容易产生骄傲情绪。他就说：“我们大家都不要当演员上镜头啊！”意思是不要表现自己，要谦虚。
但是，这位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就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元老，“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开始是不停地检查检讨，后来甚至没办法工作，氢弹试验时也找不到他，再后来，人们都说他当上了“八级瓦工”。
在“文革”时代，不管哪个单位都有两派，每天打派仗。这时候，李觉表现出了独特的性格和超常的睿智。他有意识地主动当上了“八级瓦工”——就是“高级和稀泥工”。和来和去，还真和出了一些效果。有一次，在李觉和稀泥后，居然有一派对另一派提出：我们先暂停争论，这一段先把科研项目搞出来以后再谈。
后来，有人评价说，除了李觉，别人谁也和不了这个稀泥。今天，人们回忆此事，大家都普遍觉出李觉当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在两派之中，他不能带有一点倾向性，即使有自己的观点，也不能流露出来，否则，就会被揪出来打倒。
外孙女迎接聂帅归来
1967年6月17日上午，氢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决定随即由核试验现场乘小型运输机返回核试验基地，我们也跟随他回了基地。
在核试验现场，每个人可能都会减肥，减的多少取决于他呆的时间长短。因为核试验现场的生活条件相当苦，吃的馒头是砂夹馒头，咬起来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泡出来的茶是苦涩味，因为罗布泊地区的水是苦碱水——多年来，司令员就用这种水泡他的碧螺春，也不知是什么味道；一到傍晚，蚊子追着咬人，每个人头上套着一个网罩，要是不说话，都不知道是谁；还不时在附近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饿急了的老鼠在啃电缆的外表皮。
我们回到核试验基地，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乘聂荣臻的专机回北京。我们立刻紧张起来，马上准备回北京的汇报材料。这颗氢弹爆炸试验的汇报材料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比如氢弹爆炸成功的依据是什么？这次氢弹爆炸的当量是多少梯恩梯当量？依据是什么？这都需要数据来说话。于是我马上搜集现场几位知名专家总结的数据，估算出这确是一颗氢弹爆炸，而且威力在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
6月18日，参加试验的科学家和各部门负责人搭乘聂荣臻的伊尔-18型专机，由新疆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飞机停稳后，第一个走上飞机的“首长”是一个长得又白又胖可爱的小姑娘，原来是聂荣臻的外孙女。聂荣臻看见她，很高兴，亲了亲她。
我们参加试验的人员的车队进了北京，只见满街的大标语“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看到这些标语，不能不让我想起我在降落伞厂抓新降落伞生产时的情景。这样的标语，实在让人感到具有讽刺的意味。今天，我们希望留住那个时代美好的回忆，而那些荒唐事再也不会在现在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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