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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90余万人，其中，滥用海洛因人数达74万余人。全国业已报告的3万例艾滋病感染者中，经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占68.7％。今年上半年，全国抓获犯罪嫌疑人3.8万多名，破案4.5万起。
日益严峻的毒品形势，表明了禁毒斗争的艰巨复杂，也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志和精神。今年5月、6月，本报记者实地踏访云南、广东、湖南等省的禁毒一线，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您可以感受到新世纪中国禁毒的新特点、新形势、新趋势。
谨以此文，献给“6·26”国际禁毒日。
第一章 渗透！渗透！
国境线上的枪声
一口气，王方荣喝了20杯茅台酒，竟没有一丝醉意。他说“搞禁毒20多年，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次。”
2002年1月28日，3声枪响结束了刘明罪恶的一生，震撼了中缅边境的苍茫群山。刘明———“金三角”缅甸果敢地区的大毒枭，并担任当地武装的“开发部副部长”，有30多人、40多支枪，1993年，开始向中国境内贩运毒品，仅海洛因就达600多公斤。
王方荣，中缅边境临沧地区公安局副局长，同时，兼任禁毒支队长，今年39岁，与刘明交手10多年，是“连做梦都念叨刘明名字”的人。去年，一次边境会晤，刘明的武装人员竟拦截中国警官进行“盘查”，这“一箭之仇”，令王方荣没齿难忘。去年10月，云南警方拜访缅甸，按照《中缅禁毒谅解备忘录》，提出“抓捕刘明”。
当时，对方的表情十分为难，“抓活的有困难，击毙如何？”
对此，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孙大虹果断拍板：“打毒枭，可以击毙，责任我来负。”
1月28日，刘明带着3个卫兵出现在缅甸边境老街，中方迅速将情报通报缅方。缅甸警方展开追捕，3声枪响过后，刘明倒下了。次日，中国临沧地区警方赶往缅甸现场“验明正身”。经调查，刘明已搜集了中国、缅甸警方缉毒官员名录，并制订了暗杀计划。如果我们的行动再晚一点儿，后果不堪设想。
得到报告，王方荣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电话铃响，是孙大虹，“打得好！”
王方荣端起了酒杯，发现自己的眼角，竟有一丝泪光。
孙大宏的欢喜哀愁
“金三角”又“丰收”了，孙大虹的眉头也皱紧了。
作为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他面前摆着的是已公开的情报：2001年，“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鸦片产量“创了近年新高”，一年中，中国缴获了来自“金三角”的海洛因13吨，云南占8.16吨。
“金三角”毒品大部分流入的是中国，而云南是中国第一道防线，守好了，是民族英雄，守不好，就是民族罪人。为抢时间，公安部明确授权，在禁毒合作上，开通“绿色通道”———在时间紧迫、行动紧急情况下，可以由云南省警方与缅甸警方直接联络。
去年，双方在边境设立了联络官办公室，会晤频繁。
今年4月28日，孙大虹在会晤中提出，要在5月7日前，抓获8名缅境内毒枭。缅方当即表态：尽量按期抓获。5月6日，两人归案；5月14日，又有3人归案。这些，被孙大虹称为“实质性合作”。
今年3月，25名缅甸警官来到昆明，进行知识、技能培训。孙大虹看到他们工资较低，经常买方便面吃，特批每人1000元补助，并每人一套西装。告别昆明，他们都流下了眼泪。回去后，中国警方还常收到他们的信件、贺卡。
孙大虹还带领农业专家考察，并在缅北搞了30多万亩替代种植，甘蔗、香蕉。他算了笔账，30万亩替代作物，等于少生产60多吨海洛因，这一数字，比中国10多年查获的海洛因总数还要多。近些年，云南投入“金三角”替代种植的资金达3亿元。
有一天，“金三角”不再种植罂粟，孙大虹才能真正睡一个安稳觉。
黄牌下的颤抖
永建公安分局局长黄泽富站在瓢泼大雨里，一脸迷茫。
1999年，公安部公布了“全国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地区”名单，共有17个，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名列榜首”，一夜间轰动全国。为此，中共云南省委领导寄语“横下一条心，立下军令状”、“绝不收兵”。2000年，公安部、云南省公安厅拨款400多万元，成立了整治重点地区的“永建公安分局”，就为了留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永建分局的辖区，人口9万多人，吸毒人员700多人，近年来被追捕、缉拿的贩毒人员，近200人。永建的毒贩多从缅甸“金三角”携带毒品，沿着漾江顺流而下，或者穿过无数的山间小道，徒步7天，将毒品带往上海、广东、浙江、贵州等省市。
瓢泼大雨中，黄泽富带着记者走进贩毒家庭。马米场村，一个马姓农民贩毒1万多克，被通缉，公安机关查封了他的3层豪华住宅。查明是非法所得，拍卖，没人敢要，改做公益事业，也不合适。
马姓毒贩给警方捎话说：“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黄泽富下决心，硬是把毒贩的楼给“拆”了。拆这座楼，整整用了45天，施工耗资4.5万元。
在小围埂村，一个毒贩在逃，警方拆掉了他两座豪华住宅的一座。记者看到，毒贩家人依旧在旁边豪宅“怡然自得”地生活。见到警方、记者来访，他们只是冷漠地瞥上一眼。
已经“拆”了10多个豪宅的黄泽富，一点也不喜悦。他不知道巍山何时能摘掉“全国第一毒品犯罪县”的帽子，更不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要担到何时。
手榴弹外的通道
回想手榴弹的感觉，吴朝忠不停地摸自己的脑门。
吴朝忠，52岁，中缅边境线上的一名普通公安侦查员。他的副支队长，在查缉贩毒时负伤，半年后牺牲；他的一名同事，曾被境外毒枭悬赏30万元追杀。作为缉毒侦查员，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下午，吴朝忠赶了200多公里山路，来到镇康县南伞镇。据秘报，有人将通过南伞口岸的山间小道，向中国境内贩毒。
守候5天，终于开始了抓捕行动。5名侦查员形成合围之势，毒贩一见不好，将毒品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跑。
那天雾极大，侦查员们用手电照明追出七八十米远。突然，路边的排水沟里发出一声巨响，立刻，鲜血就染红了吴朝忠的手臂、裤角。
其他人将毒贩扑倒，戴上手拷。
直到现在，吴朝忠的身上还留有弹片痕迹。
第二章 市场！市场！
祸水逼近广州城
番禺戒毒所，幼儿园教师杨钰（化名）蹲在地上，说起吸毒经历，好像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她今年刚刚23岁。17岁的时候，在幼师学校的宿舍里，第一次吸食了“白粉（海洛因）”。当时，10多个同学都吸了，觉得很好玩、刺激极了。
后来就上了瘾，在毒瘾发作、痛不欲生时，做生意的父亲、当大学教师的母亲，流着眼泪帮她打针。不久，她选择了逃避，先后到北京、上海、大连、青岛等地，一呆就是3个月或半年。
在天津，4个月时间远离毒品，可在回广州的飞机上，一种强烈的感觉使她不能自拔。飞机一停稳，马上打电话，“十万火急”，朋友飞奔而来，杨钰迫不及待地跑进机场的卫生间，给自己打一针。
在济南，她发疯似地找海洛因，没找到，就让广州的朋友寄3克海洛因。听到这一消息，已经40多岁的母亲连夜飞往济南，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倒在女儿面前：“妈只有你一个女儿，你活得没有希望，妈也就没有希望了。你去戒毒，妈妈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一个不吸毒的女儿。”
就这样，杨钰两次走进戒毒所，“能否戒掉，何时戒掉，我也不知道。”5年吸毒，她花的钱已超过20万元。
广州市常驻人口680万，外来人口380万，像杨钰这样的“在册吸毒者”有2.8万人之多。目前，广州市各大戒毒所只能接纳4608人。戒毒场所常年“人满为患”。而大量吸毒人员流散社会，支撑着一个巨大、无形的毒品消费市场。
林则徐的遗恨
1850年，经历了“虎门销烟”后命运沉浮的林则徐，抱病从福建赶往广西，途经广东普宁时，病逝于此。普宁，成为一代英雄的最终归处。
1999年，这里被列为“全国毒品重灾区”和“重点整治地区”。
为此，普宁市委书记谢烈鹏一脸沉重地坐在记者面前，坦言：1992年，公安机关就发现普宁出现了毒品问题，但没有引起当时普宁地方官员的重视。后来，毒品泛滥，16个乡镇长被调离、降职，26个公安民警被开除，一名派出所副所长被判无期徒刑……
谢烈鹏说，从金三角流入的毒品，在普宁形成了“集散地”和“地下市场”。
为此，“不忘东亚病夫耻辱，坚决根除毒害”、“毒品成为危害普宁的‘头号公敌’”，这样的口号，在普宁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去年仲秋之夜，广东武警总队从岭南调集特警300名，从揭阳、汕头调集武警700名，加上当地公安民警，在贩毒猖獗的6个村庄开展了“月圆行动”，挨家挨户搜捕。
传统佳节，贩毒分子也要“合家团圆”，正是抓捕的最佳时机。屡次行动，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509名。“贩毒这么严重，与需求市场有关，把吸毒人员抓住，毒品没人买，就能打掉毒品销售的网、线。”普宁市人口197万，在册吸毒人员达到5228人。
果陇村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村级“禁毒展览馆”，一首禁毒的民谣，从这里传遍了附近的乡村———
罂粟花、海洛因，祸之首、殃家国；染毒瘾、受折磨，头撞墙、口吐沫；面肌黄、瘦如禾，吸过量、见阎罗；伤风化、万人唾，众乡邻、指脑壳；买毒品、耗钱帛，债台筑、家必破；惹是非、家失和，亲友问、动干戈；为吸毒、生邪恶，女为娼、男勒索。
卢丹丽，职业学校女学生，义务担任这个“禁毒展览馆”讲解员。每天，她以清脆的声音背诵这首民谣，给每一个村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流泪的星空
音乐渐渐响起，常俊走上舞台，刹那间，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2002年夏天，长沙戒毒所。一场由吸毒人员排演的节目拉开帷幕。常俊，这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声乐学员，唱起了熟悉的“黄梅戏”———“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
常俊的父母都是司法官员。她上大学的时候，交上了一个吸毒的男友，当他要求常俊“也试试”时，她犹豫了，但看到男友不高兴的眼神，马上就妥协了，吸了人生的第一口毒品。从此，“自己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由于吸毒，毕业前3个月，常俊被开除学籍。她因注射毒品过量而昏迷、人事不醒时，妈妈将她送进医院。她说：“当毒瘾如潮水般袭来，疼痛与瘙痒使我痛苦难当，拼命地抓头发，在地上不停翻滚，用头使劲撞地、撞墙，用牙齿猛咬自己嘴唇，用指甲抓胸口。每当这时，妈妈总是跪在地上，流着泪说‘女儿啊，你可知道妈的心有多疼，再忍忍，这场噩梦会过去的’。毒瘾过后，我才发现妈妈的脸早已被我抓出了条条指痕，手上也被咬出斑斑血印。妈妈甚至几次为了我伤心昏倒。”
在戒毒所的舞台上，“唱歌，让我想起在大学的时光，也让我格外想念妈妈。”她说。
据介绍，常俊所在的长沙市戒毒所，先后收治戒毒人员11695人，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51.9％。个体经营者占19.9％，无业者占67.9％。
为了谁
黄静走了。
走出戒毒所，作别朝夕相处的伙伴时，她禁不住泪水盈盈。
由于待业在家，她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看到她们吸食毒品“如醉如痴、飘飘欲仙”的样子，黄静也想试试。
从此，她一次次编造谎言，欺骗父母。有一天，母亲发现她吸毒，嘴哆嗦了几下，很久，未能说出一个字，眼泪却滚滚落下。母亲自责：“是妈妈无能，不能教好自己的女儿。”当时，她信誓旦旦向母亲表态：“我戒，我一定戒。”
然而，毒瘾发作的时候，任凭妈妈怎样阻拦，黄静还是失去理智地将母亲重重推倒在地，夺路而逃。但过足瘾之后，她又深深自责。为此，在一次毒瘾发作后，她用刀片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当她苏醒过来，发现母亲双手按住腹部，满脸豆大汗珠。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她找到了母亲的病历，上面写着“肝部恶性肿瘤”。母亲说：“我不用止痛针，留着给你戒毒。女儿，也许妈妈活不了几天了，惟一的心愿就是亲眼看你戒掉毒瘾。”
然而，在她走进戒毒所的第二个月，母亲就再也没来看过她，只是由父亲每次带来母亲的一封亲笔信。后来，她才知道，母亲在她走进戒毒所的第二个月就去世了，为了让她安心戒毒，母亲临终前竟在病床上整整写了20封信，让父亲每个接见日按时送一封，直到她离开戒毒所。
对此，黄静泪流满面：“这是怎样一份沉甸甸的母爱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爱吗？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又怎忍心辜负你最后的期望呢？您听见了吗？女儿再也不会走这样的弯路，摔这样的跤了。”
汕头市禁毒办副主任佘英俊说，毒品的销售、消费市场，带来的是人类精神、肉体的劫难。
第三章 出路！出路！
苍山洱海边的戒毒农庄
李志东裤腿上沾满泥浆，戴着草帽走在苍山的小雨中，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戒毒所长。他也经常纠正别人：“我们这里是戒毒农场。”
这个戒毒农场，距洱海不过两公里，地处苍山脚下，风霜雨雪，风景如画。
戒毒农场可以说是首创，按照云南警方说法，是“外循环改为内循环”。就是把吸毒人员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这样，不但使他们在劳动中戒掉毒瘾、增强体魄，也使得“社会上看不到吸毒人员”，萎缩了毒品消费市场，减少了吸毒的蔓延、危害。
当时，最初的想法是，“吸毒人员大多承担不了戒毒、医疗费用，绝大多数人有不同程度的违法犯罪，能不能想办法，把他们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1999年，李志东带领10名民警上了苍山，先住山洞，后把旧邮车改造成“住房”，开始创办“农场”。到2002年，一栋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楼房拔地而起，有吸毒人员1089人。他们养了200多头猪，种了70多亩菜地，过年的时候，还打上了4000多公斤鱼。
让李志东最为骄傲的，是吸毒人员绿化山林4万多亩。洱海流域绿化、森林火灾扑救、泥石流治理，李志东率领戒毒人员一出现，立即引起轰动，当地舆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苍山上，戒毒农场贴出的标语是“绿化荒山造福子孙万代”。为此，农业部门投入500万元、交通部门投入160万元、林业部门投入300万元……
在戒毒农场采访，吸毒人员普遍表示“自己体力增强了”、“干活有劲了”。目前，云南正谋划着将戒毒农场“遍地开花”。
不法娱乐场所一次性死亡法
佛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近年来，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吸引了200万名打工者云集这里。据介绍，人均 G DP近4000美元，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00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整顿歌舞娱乐场所的“飓风”。佛山市政法委、公安局发现，许多歌舞娱乐场所里，吸食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现象严重。为此，他们下决心，“发现一家，关停一家”，被称为“一次性死亡法”。
佛山市公安局治安科何浩锋回忆，2000年8月，在一个迪厅里当场抓获35名吸食摇头丸的，其中还有一名未成年人。警方立刻作出处罚，责令这家迪厅停业整顿，提请工商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2001年9月，有人以50元一粒价格在一家酒城兜售摇头丸，凌晨2时，警方接到举报，迅速行动，一举抓获46人，其中，21人吸食摇头丸。老板被当场拘留。
去年，佛山市民还给公安局长写信，举报一家娱乐场所的“摇头丸”问题。随后，公安人员进行暗访，发现在强劲的音乐中，大部分客人赤裸着上身，疯狂地“摇头”。随即，警方出动60名警力，一举查抄了这家娱乐场所。
到今年，佛山市全部16家迪厅都因为毒品问题而关了门。
对此，有人发出疑问，“是不是因噎废食”。佛山市禁毒办副主任容帝振说，歌舞娱乐，不能以牺牲法治环境为代价，佛山对于毒品的态度是坚决说“不”。
禁毒市长的决心
刘剑英，人称禁毒市长。其实，严格地说，49岁的刘剑英仅是常德市副市长，但是，群众私下这么叫开了，也就成了真正的“民意表达”。
2000年8月18日，刘剑英上任湖南省常德市副市长，同时担任禁毒委主任。一到任，一份关于禁毒的统计报表，就让刘剑英彻夜难眠：1985年，绝迹了36年的毒害首次出现在常德市，到1989年，5年破获的毒品案件只有7起。但从1990年开始，毒害迅速蔓延，当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为16名，1994年达到234名，1997年达到1002名，2000年即飙升为5453名。常德市破获的贩毒案件每年以19％的幅度上升。
“常德市吸毒已呈现低龄化趋势，吸毒者中30岁以下者占80％以上，最小的吸毒者仅9岁，这说明毒品正严重摧残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001年10月13日，一位老妈妈闯进刘剑英的办公室，老泪纵横，长跪不起。她声泪俱下地告诉刘剑英，自己的两个儿子因吸毒变卖了全部家产，外面欠下一屁股债，隔三差五便有债主上门讨债，几次差点闹出人命。为此，老人几乎哭干了眼泪。
这个场景，让刘剑英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定把这个家庭列为自己的禁毒重点联系户，并让老人的两个儿子进行强制戒毒。
今年3月28日，刘剑英毅然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如果全市吸毒人数超过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作为副市长、市禁毒委主任，他将引咎辞职。
常德市总人口达到596万，千分之一就是5960人，这时，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已达5400人左右，如此接近“警戒线”，如此忘我的“禁毒生死牌”，让所有干部、市民为自己的副市长击节叫好，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刘剑英说，看到毒情这么严重，我们许多干部都感到心痛，泪水往肚里流。如果不加以整治，会让老百姓戳脊梁骨，会良心不安。
近两年，常德市政府在紧张的财政经费中，先后为禁毒事业拨出300余万元资金。对此，刘剑英认为“我们每投入一笔钱，就能挽回多少生命，买回多少健康，恢复多少破碎的家庭。这绝对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开始，人们对部分市政建设资金投入禁毒领域感到不理解，“有这个必要吗？”刘剑英解释说，必须优化城市建设的投资结构，提高城市稳定的投入比重，这是政府工作的份内之义。
经过一年多努力，常德市的毒情已由全省第4位，下降到第11位。
去年，一场“扫毒风暴”席卷湖南省，常德市有90名重大涉毒犯罪嫌疑人畏罪潜逃。这不但增加了涉毒犯罪蔓延隐患，也使得人民群众对禁毒斗争、战果产生了疑虑。为此，刘剑英宣布，无论是哪个区、县，那个警种，每抓获一名在册涉毒逃犯，奖励5000元。目前，已抓获在册逃犯79名，分两次兑现奖金39.5万元。
刘剑英说，“常德市的毒情依然严峻，毒害不除，民心不安，我心有愧。”
公开：转变的理念
几天前，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孙大虹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当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关于自己的报道，他高兴地说：“基本准确地表达了我的建议。”而见到国内记者，他十分感慨地表示：“中国开展禁毒斗争决心、态度，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过去，我们不敢公开报道，结果，被个别国家视为‘禁毒不合作国家’。而现在，我们把自己的做法，告诉了全世界，联合国把中国视为东南亚地区禁毒的合作伙伴，再也没人说我们‘禁毒不合作’了。”
过去的12年间，仅云南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就达10万多人。中国也接受了来自世界的禁毒合作。其中，1988年到1990年，联合国禁毒基金无偿提供了价值500万美元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实验设备；1995年到2001年，联合国禁毒署无偿提供了价值290万美元的禁毒设备，并进行了人员培训。
“禁毒，不是哪一个国家、地区自己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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